那是几年前夏天的事了。那天放回家时,由于刚下过一场雨,天上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纱,阴沉沉的,显出了一层薄薄的灰。那黑蓝色的几朵云无力地动了动,便凝固在天上。地面散发着潮湿的味道,空气中弥漫着昏沉的气息,鞋子里也充满了潮湿气,这令人难受的.气氛只想让我快点回家。
伴随着这样的心情,我走进了通往家的电梯,我刚准备习惯性地捏住鼻子,抵挡住那一阵阵令人作呕的邻居倒垃圾时留下的腐烂垃圾水的味道。可就在我准备屏气之时,一丝淡淡的,带着微甜的清香流过我的指缝,钻入我的鼻孔,我一时愣住了,随即四处张望,想寻找那缕香的源泉。
转头一看,那原本张贴广告的相框里,夹着一株半开的栀子花,那栀子花呈乳白色,但茎脉中还夹着一丝丝的青绿色,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这暖流伴着清香包裹着我,这并不只是一朵栀子花的香,更是插花人的一颗充满善意与美好的心灵。
这株栀子花继续散发着香气,香气浸满了我的心房,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让我的内心温暖如春。
又到了年底,大街、小巷又飘满了年味儿。有年糕的糯味,鞭炮的硝味、春联的墨味……
鞭炮颂
过年,没有鞭炮可不行。鞭炮不但是驱祸纳福的工具,也是一个好玩具:“狗尾草”可谓火树银花,而在深蓝的天幕之上看见一朵朵绚丽鲜艳、红红绿绿的“出水芙蓉”可谓大饱眼福。虽有人短鞭炮曰:“因不冷静而自毁一生。”,道理是有,可鞭炮不是用自己昙花一现的生命制造了一条美丽的风景线以给人们带来欢乐吗?牺牲自己,贡献一生,多么可贵的鞭炮精神!
吟
就在鞭炮喧天之时,与它旗鼓相当的春联也上市了。它们可是“无声更胜有声”,一幅幅各不相同:有的字迹龙飞凤舞、入木三分;有的笔调行云流水,炉火纯青。一看就使人忍不住要买下几幅这神州大地上独有的文化。“左右工整,能简能详。既便言志,又供观赏”,人们只能在这样的词句中流连,赞叹创造对联的先人的智慧。
送灶官
旧历的廿三——小年,似乎是大年初一的“彩排”。旧社会时,人们给纸像上的灶神嘴巴涂糖,企图粘住这位“管理员”之嘴使他不将家中恶事禀给玉帝,随后烧化纸像,名曰“辞灶”。现在仍有糖贩子,卖糖却只为大家品尝果腹,不再粘灶神嘴了。但老人们还会备些糖:脆香坚硬的花生糖,松软弹滑的牛皮糖,甜中带辣的姜糖……这是一个小型糖展览会。
年味儿,年味儿,它那么与众不同,引领我们踏着新年钟声来到新的一年!
孩子时候盼过年,年却老牛破车疙瘩套,磨磨蹭蹭,迟迟不到;现在老了怕过年——过一年少一年,年竟搭上火箭一般,“嗖嗖嗖”一晃就来了,年复一年。小时候的年,真有盼头: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既开心又热闹。
乡俗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我们就耐着性子,熬过小雪、大雪、冬至、小寒这些难熬的节气,甚至整个严冬,熬到腊八粥热气腾腾端上饭桌的那一天。而后,烀豆馅、团粘豆包,发面、蒸供馒头,剁馅子、包冻饺子……一直忙活到年根底下,快活到年根底下。
供馒头小孩子是不能先吃的,要等供完了祖宗才能动。那些大小不一、点了红点儿、包了豆沙、嵌了红枣的供馒头,在妈妈手里仿佛一件件琳琅满目的工艺品,洁白圆滑,质地绵软,花色清新,远远望一眼,也会垂涎三尺的。
寒风凛冽的清晨,我们还没起炕,就有一阵凄厉的猪叫声钻进耳鼓,一准是谁家又年猪了。从绑缚、放、褪毛,到开膛、洗肠、卸肉,一个熟练的屠夫要忙上大半天。稍微喘一口气,就要灌肠、煮肉。前槽、后鞧、腰条,都要煮几块。等到两个滚儿落下去,肉煮熟烂了,再揭开锅放两叶猪肝,几根肠,几块豆腐。这时候,大锅里就“咕嘟咕嘟”煮沸了一年到头贫寒的日子,屋里屋外到处氤氲着肉香,氤氲着挥之不去浓浓酽酽的年味儿。
那时候虽然穷,却穷得干净、磊落,知足、感恩,乐观、向上。
即使再困难的家庭,哪怕没有新袄新裤,也要有一双新袜。除夕夜穿上,甩开双腿走两步,叫“踩运”,踩好运、踩旺运、踩鸿运。
然后,就提溜着用秫秸扎成框、再糊上彩纸点上蜡烛的红灯笼,或两三个人结伴,或七八个人成群,走东家串西家,送光明、赶热闹,踩运、拜年。家乡人管这叫“走灯”。偶尔有谁提议,我们也吵吵闹闹走到村外去——一溜儿的孩子,一串的灯笼,一脉的欢笑,一路的“咯吱咯吱”踩雪声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向落寞岑静的乡村雪夜,就有了鲜亮可人的活气、生气与灵气。
倘若走懒了乏了,就在谁家歇歇玩玩,歇够了、玩腻了再走。有时候,走的匆促,外屋门没有关好,寒风冷气一股脑灌进去,主人也格外宽宏大量,边带上门边嗔道:“这帮孩子,怕掩着尾巴咋地”。
就这样走四五个来回,夜更深了,蜡愈短了,农历大年初一灿烂的阳光越近了——怀里焐着好几毛压岁钱,兜里揣着冻梨、瓜子,嘴里含着橘子瓣糖——还有什么比这更甜蜜的日子、更耐嚼的幸福——过年,真好!
现在想来,那么紧巴的日子,那么艰苦的童年,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乐观、执着、豪迈地向前走,就是因为有个年——抖擞着金色希望之光旗帜般的年,笑盈盈召唤着我们向前走。
就这样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明白了:日子是漫长的,年却很短暂;生活本身是很复杂的,但活着却可以很简单。
腊月将至,我开始咂摸起飘香的年味儿来。
其实,冬至时,庄户人家已有了依稀的年味。冬至那天,和过年一样,要吃顿热气腾腾的饺子。只是,冬至离年远,味道便浅浅的。浅的好像一丝儿烟,日子一过,马上烟消云散了。“冬至十天阳历年”。农家谚语,很准。阳历年,不算年。对于庄户人家来说,只不过是普通年份上的加加减减。年龄,还是老年龄;迎送嫁娶,照常进行。日子,再平常不过。真正的年味儿,是在进了腊月里。
一进腊月,年味儿便随着倒数的日子,一天天的压缩凝聚。这时,我常常跟在妈妈身后,像妈妈的一段影子,形影不离。我撒娇似地问妈妈:妈,什么时候过年呀?妈妈依旧忙着手上的活,并没有回头:快了,自己看月历牌去。月历牌挂在东屋的山墙上。我跪在小坐柜儿上,翻着厚厚的,尚没有撕下几页的日历,心里偷偷的记着数。等到翻到那张喜气洋洋,印着大红的“春节快乐”的日历时,悄悄地把它折起来。那一天,我将可以穿新衣,放鞭炮,吃花糖,兴许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月才到年。腊八粥,香又甜,转眼就是二十三。二十三,糖锅儿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买酒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走一走”。腊月里的每一天,似乎都在为年忙碌。难怪常听妈妈唠叨:这哪是过年呢,越到年底越忙活。
腊月初八,习惯上要喝腊八粥。腊八粥熬的功夫越长,越好吃。为了能让我吃上腊八粥,那天,妈妈起得很早。我是被灶膛里噼噼啪啪的爆破声惊醒的,一翻身,趴在暖和的被窝里。其时,窗外黑咕隆咚,离天亮还早。我看见妈妈蹲在灶台前,低着头,正向灶膛里吹气。柴有些湿,不爱着,股股的黑烟从灶口冒出来。冷不丁,“呼”的一声,一团火苗像淘气的小蛇窜出来又缩回去,吓得妈妈向后一仰,险些跌坐在地。红红的火光映在妈妈的脸上,妈妈的脸上已是泪花儿莹莹。
做腊八粥的原料,除一些红枣和江米需到集市上去买,大多是自家地里产的,有时何止八样。十几亩地的花生这时已经卖出去了,留下的种子装在口袋里,码在西屋,随时包来用。头儿天,妈妈把一些红小豆或是黄豆,铺在簸箕底,坐在台阶上,就着阳光,把里面的碎石头和土坷拉捡出来。妈妈捡的很仔细,即便那样,喝粥的时候,也常被漏网的石头,“嘎嘣”一声,硌到牙,麻酥酥的。腊八粥里面还要放糁子、大米、小米,或是高粱米,简直是庄稼大杂烩。
这时候,屋里已经热气缭绕,腊八粥快熬好了。妈妈叫我起床。等我洗漱完毕,妈妈已经给我盛好了满满的一大碗。腊八粥被妈妈熬得又粘又香,我呼噜呼噜的吃了两大碗,身子立刻暖呼呼的。妈妈问:吃饱了吗?我说吃饱了。我拎上书包去找学伴刚子。我问他,吃腊八粥了吗。他说吃了。我说香吗,他说香。我们走在村外的小路上,大团大团的热气从口中呼出来。东方天际已经有了鱼肚白,今天似乎亮的早。莫不是这三九的凌晨,被我那两碗腊八粥给慢慢地融化开了?
过了腊月十五,人们开始赶年集。村子离两个集市近,一个在北边,五里地;一个在西边,十里地。两个集的日子正好错开,所以,可以天天上集。腊月二十以前的年集,人们并不怎么买东西,只是去集上转一转,凑凑热闹,选选年货,粘粘喜气。西院的大哥,有辆三马车。这时,他站在大街上,扯起嗓子喊:“赶集去了。”不一会儿,胡同里就会闪出大娘大婶,有的还拎个小马扎,说说笑笑的坐满一车。“突突突”,三马车驶向村外,半路上还能捎带上几个等车的人。
我一般是不随父母一块儿去的,他们去的晚。妈妈刷家伙洗碗,父亲煮食喂猪,等忙停当了,都快晌午了。我是和伙伴百岁,一块儿早早的去。
我们到的时候,集上人还不多,都是些卖年货的。常摊有固定的摊位,不必火急火燎的来,那些想趁着过年赚点钱的,比如,卖春联,卖年画,卖瓜子糖果的,就必须摸着黑早来,占个好地方。大约过了十点,集上开始人多起来;再过会儿,就已经人挨人人挤人了,真是摩肩接踵,水流不透。我俩像两条小泥鳅,在人群里滑来滑去。头顶上到处是小贩的叫卖声,招揽生意。
卖年画的把年画挂在路边的墙上,把残锈的红墙装饰得花花绿绿,五颜六色。我喜欢彩色的画,喜欢画上面的故事,在这里我要流连很长时间。年画大多是戏出,有《春草闯堂》、《穆桂英挂帅》、《凤还巢》、《女驸马》等。凤冠霞帔,战衣彩翎;女扮男装,秀态英姿。真是光鲜耀眼,俊俏撩人。我徘徊在画前,仔细地看画下面的小字。虽不能窥全貌,但也能了解个大概。这样的画要贴在正屋的大墙上,蓬荜生辉。还有几样小尺寸的画,如“年年有余”。画上一个胖小子,憨态可掬;怀里捧着一尾鱼,旁边还有金灿灿的元宝。画面是红的,元宝是黄的,红黄搭配,喜气洋洋。这帖画大都贴在嵌在山墙上的窗户的两侧。
我俩在集市上穿梭游走,偶尔便会撞见村里的熟人,正在糖果摊前。其时,正是腊月二十左右,满摊上都是白里透黄的糖锅儿。他们问,吃不吃呀。我俩不说话,却不错眼珠的盯着糖锅儿。他们笑笑,买一点给我们,嘱咐我们不能多吃。我俩接过糖锅儿,哧溜一下,没影了。妈妈曾对我说,糖锅儿不干净,不要吃。我可顾不得。我俩边走边把糖锅儿含在嘴里,却不嚼碎,而是用牙轻轻的咬住,糖锅儿便粘在了牙上,嘴合不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吃吃的笑。
百岁喜欢鞭炮,拉着我奔炮市去。炮市在一座桥的南侧,路两边排满了四轮车,车上装着木头箱子,箱子上盖着棉被。箱子里装的都是炮,棉被是为了防震。卖炮人不吝惜炮,比赛似的,这家放完,那家放。我特别佩服这些人,我认为他们的胆子都很大。他们放炮从来不用杆子挑着,只是用一只手捏着线头,另一只手拿着燃着的烟,焌着药捻。胳膊平伸,身体转动。噼里啪啦,鞭炮声声,烟雾蒙蒙。那边呢,也早立好了几个“二踢脚”,点着后,“砰”“啪”两响,地上天上炸开了两朵花。放完后,人们蜂拥而上,把炮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俩只有眼巴巴看的份儿,在地上捡些零星的碎炮。
我俩回家的时候,日头已经西斜。我们并没觉得饿。那时,庄户人家大多吃两顿饭。我们稍感遗憾的是,来去空空,我们什么也没有买。百岁说,明天我们接着赶那个集。我说行。有了寄托,我们高兴起来,有说有笑。空旷的原野上,飘荡着我俩雀儿般的笑声。
腊月二十五左右,父亲要炸年货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炸年货之前,先要做豆腐摊饹馇;做豆腐摊饹馇之前,父亲会吆上我随他去晃磨。磨是赵叔家的,整个南街只此一家。豆子在之前已经被父亲泡好,揉碎,去皮,浸在清水里。磨安放在一间小屋里,房梁上垂吊下两根绳,绑在推磨的磨把两端。我前腿绷,后腿弯,双手紧握横着的磨把;父亲则一只手轻扶着磨杆,一只手拿把勺子,舀起连汤带水的豆子,放进磨盘上的小洞里。随着磨盘吱吱扭扭的转动,乳白色的豆浆顺着磨壁流下来,一股绿豆的.清香漾满小屋。晃磨是力气活,功夫不大,我的两条胳膊就已经酸软无力了。我暗暗的埋怨父亲,为什么不套上家里那头小黑驴呢?已经白白的闲了一冬。记得在书上看到过,用一块黑布蒙住驴的眼,驴就会乖乖的转圈拉磨。我呢,就可以站在一边,拿一个小木棍,边吆喝边偷偷的乐。可是,我只敢想想,却不敢说,怕父亲责怪。
豆浆磨好后,父亲挑回家。饹馇是父亲自己亲手摊,豆腐要去别人家做。由于是自己吃,豆腐点的特别嫩。父亲用小车推回来时,豆腐在高粱杆穿成的拍子上颤颤悠悠,晶白细滑,还冒着热气,叫人看着就眼馋。
父亲炸年货一般在晚上,没有人打搅。炉子是地炉子,火旺;锅要稍大一点儿,盛油多。我坐在板凳上,等着。我最爱吃父亲炸的饹馇盒儿。父亲自己做的馅儿。父亲把切碎的肉、炸豆腐、胡萝卜搅拌在一起,然后放上盐,倒上淀粉水,点上香油。父亲把做好的馅儿铺在一张整块的饹馇上,再用一块儿饹馇盖好,压实。然后,用刀切成四方(也有切成菱形的)的小块儿,放在锅里一炸;炸熟了捞出来,方正金黄,外焦里香。但是,父亲总是先炸豆腐块,或是饹馇条,最后才炸饹馇盒儿。我曾经用略带不满的口吻问过父亲,那是为什么。父亲说,饹馇盒儿里有馅儿,掉在锅里会有渣子。父亲炸货炸到很晚。等父亲炸好饹馇盒儿时,我已经躺在炕上,呼呼大睡了。第二天,听父亲说,我嘴角的口水流了老长。
妈妈则在灶台前忙碌。妈妈先蒸一锅黏黏呼呼的年糕,再蒸几锅馒头。妈妈使碱不好,便唤来邻居大嫂过来帮忙。但妈妈心细,手巧,除了馒头,还能变着法儿做出许多种花样。有糖包,豆包,花卷儿;花卷儿上面还要嵌一个大大的红枣,或是用红墨水点一个“红灯儿”。妈妈把蒸好的馒头装在笸箩里,放在里屋;里屋没火,是天然的冰窖,能放好多天。
父亲不光炸年货,还要炖鸡,煮肉,蒸蒸碗。而且,做出来后,色香味都很地道。平时,没怎么见父亲下过厨房,家里来了客人,都是妈妈忙里忙外。原来,父亲深藏不露,还有一手做大菜的本事。年货都预备齐全了,年三十也到了眼前。这时,小院里到处都弥漫着浓浓郁郁香香甜甜的年味;整个村子里,每户人家的庄稼院里,也全都弥漫着浓浓郁郁香香甜甜的年味。
岂止这些,欢乐祥和喜庆幸福,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年味。
寒假一开始,父母便张罗起年货来了。作为家中老大的我,义不容辞地做起了父母的助手。
那时虽然物资很贫乏,家也不富余,但一到春节,家里的年货也算得上丰盛了。
年货的重头戏应该是鸡鸭鱼肉。
那些天,为买这些年货,早上天没亮我就被父母叫醒,拉着我到离家很远的大世界菜场。
冬天夜漫长。走了半小时到“大世界”,天仍漆黑。虽然“大世界”铁栏门还锁着,门外却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等到铁门打开,人群就像洪水般涌进去,几秒钟后,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
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经过我和父母几个清晨的“拼”,家里的年货也像样起来。几天后,我家的北窗上,酱肉咸肉鳗鱼鲞香肠,就会像万国旗一样挂起来,西北风一吹,鱼肉的香气四散地飘起来,引来数只野猫,半夜里踩着屋顶的瓦片来偷吃。快风干的鳗鱼鲞特别香,馋得我和弟弟妹妹经常趁父母不在,偷偷地取一条蒸了吃,妈妈查问的时候,就说是被猫偷刁走了。
鸡算是年货的主角了。年前,乡下的姆姆和伯伯都会送几只自家养的大活鸡来,公鸡母鸡的吵闹声,昭示着年的渐渐临近。
父亲鸡的时候,我自然又是“帮凶”。
鸡前,父亲先在青色的磨刀石上,把刀磨得铮亮。然后,他在一只小碗里放上半碗水、一撮盐,接着开始鸡。他右手提刀,左手抓鸡翅膀,鸡的两个爪子就叫我拎起来。
父亲把鸡脖子下的细毛拨干净,然后用磨好的刀往鸡脖子上一抹,鲜红的鸡就哗拉拉地往碗里滴。
鸡的那一刻,我的头常躲得远远的,眼睛也紧闭着。那一刻,鸡在我手里愤怒着,狂舞着,吼叫着,两只爪子在我手心乱抓,吓得我扔掉鸡爪就跑。那鸡把腿一蹬,使劲把接的碗踢翻,鸡弄得满地都是。我的狼狈样子,常逗得弟弟妹妹开怀大笑。
父亲鸡的时候,妈妈开始泡糯米张罗着轧汤果粉了。
那时,我家住在新河头,附近一家做煤球的工厂,临时割了一块场地用来轧汤果粉。因为地上都是煤灰,又加上轧粉时流出的水,所以地上都是又黑又脏的污水,我和妈妈每次去都要穿雨鞋。
轧完粉,我和妈妈把米浆水抬回家,找个面粉袋倒进去,把口袋扎紧,再挂在一把椅子背上,让面粉袋里的水一点点渗出来。几天后,面粉袋里的水粉慢慢滤干,就可以做各种吃食了。这时,妈妈把她早就做好的猪油芝麻馅拿出来包汤圆了,年的味道便在汤圆的香甜里浓郁起来。
年货中,炒货算是一个重要的配角了。春节里,来往的亲戚挤在屋里,磕着瓜子,剥着花生,含着糖,笑吟吟地闲谈着,这细细碎碎的快乐,为春节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喜庆。
瓜子、花生,是妈妈老早就托人买来了黑龙江瓜子和山东花生。黑龙江瓜子,个头比一般瓜子大几倍,吃起来特别有劲道。山东花生外壳是洁白的,花生仁是红皮的,而且颗粒丰满,吃起来满口生香。
那几日,吃好晚饭,妈妈把弟弟妹妹早早赶到床上后,就把铁锅支在煤饼炉上。父亲先炒好花生仁、芝麻,然后和妈妈热火朝天地做花生糖、芝麻糖,炒瓜子的任务又落到我的身上。
天窗外,星星眨着眼睛,像锅里数也数不清的瓜子。万籁寂静的夜晚,我的小脸对着铁锅,机械地挥着锅铲,一锅接着一锅炒呀炒,炒到睡意一阵阵袭来,炒到哈欠一个接着一个。我是多么羡慕睡在热被窝里早已进入梦乡的弟弟妹妹。但看着在灯下忙碌的父母,看着他们同心协力为家操劳的情景,我的心也犹如注入了一股力量,炒瓜子的劲头也更高了。
后来,市场出现了“傻子瓜子”。这些奶油味、香草味、五香味的瓜子,满足了不同味蕾的人,也把我从繁忙中解脱出来。人们吃着“傻子瓜子”,都说香呀香,香得家里再也不用炒瓜子了。
再后来,市场上年货的品类越来越多。像每年要磨的水糯米粉,市场上有现成的干糯米粉买了。汤圆也不用自己包,超市里有速冻的了。酱肉咸肉鳗鱼鲞香肠什么的,超市里也应有尽有。鸡也不用自己了,菜场里拿出几元钱,一只活鸡就变成开膛破肚的脱毛鸡了。
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像过年一样,年货的概念已随着物品的日益丰盛而消弱,而上升到对精神“年货”的需求了。
于是,当我走进大超市,看到一排排琳琅满目的食品时;当我打开家里冰箱,望着那一堆堆坚硬的,冰冷的,塞得严严实实的鸡鸭鱼肉时,竟又怀念起旧时的快乐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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