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岁那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雨惠(化名。
她和我同岁,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姑娘。我是那种很“文艺”的人,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见到雨惠就认定了她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可谓一见种情。由于雨惠的家和我不在一个地方,她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平时只能靠鸿雁传书,小小的信纸盛满了我们彼此的深切思念。
天远拿出一个小本子对我说:“这是雨惠写给我的信,我把它们都抄在上面了。”笔记本很旧,已泛黄,样式是20年前的小学生流行用的那种,封面上会眨眼的女郎似乎在泄露天远和雨惠之间俏皮的情话。
雨惠的出现让我重新感受到爱的温情。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为的是能让雨惠将来跟着我过上好日子。两年后,我和雨惠终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当时我的收入很微薄,结婚的花费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东拼西凑,又向厂里每个职工各借了10块钱,总算将雨惠娶进了家。
有了爱人又有了家,便意味着有了责任,我这颗不安分的心开始驿动起来。雨惠原来是做裁缝的,我便想到了从汉正街批些衣服回来加工,例如打褊、熨烫之类的。就这样,我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驮着货往来于家和汉正街之间,经常累得腰酸背痛。
雨惠比我更能吃苦,经常没日没夜地干。由于劳累过度,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看着伤心痛苦的雨惠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不仅没照顾好妻子反而让她跟着我吃苦。我发誓一定要赚大钱让雨惠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让雨惠再继续干下去,自己揽下了所有的活,很快学会了熨烫衣服的技巧。凭着自己在铸造厂里的手艺,我用废钢铁做了一辆流动烫衣车,在村子里做起了熨烫衣裤的买卖。短短的三个月,我不仅还清了结婚欠下的债,还有了些积蓄。
尝到了赚钱的甜头,我再也不甘于只做些小买卖了。我辞掉了铸造厂的工作,放弃了烫衣的买卖,租了个门面,开始卖鞋。从开始只做鞋生意到卖各种各样的`小百货,一个仅6平方米的小门面越扩越大,三年后,我的商店成了当地最大的百货商店。这期间,我和雨惠有了第一个女儿。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道路扩建,我的百货商店被拆除了。而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钱都用在了盖房子上,积蓄也所剩不多。我的脑袋又开始飞快地运转起来,一边先在家里开个副食店以保障日常生活,一边开始在外面奔波寻找商机。
这些年,广播电视节目发展的异常迅速,各种电视节目可谓五花八门,电视节目娱乐化倾向尤其明显,其实仔细想想娱乐本身并没有错,而娱乐一旦和低俗挂上钩就成了问题了。本来娱乐节目是用来娱乐观众、取悦观众的,让人们的休闲时光尽量丰富多彩,能够让观众在欣赏节目过程中身心放松开怀一笑,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娱乐节目竟然走向了低俗化,走向了庸俗化。
不过,低俗化的娱乐节目,表面上看是在迎合观众,但从某种层面上也是在侮辱观众,我们的观众真的有那么低俗吗?
行政命令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有关部门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生活压力普遍增加,工作节奏明显加快的今天,人们为了缓解生活压力和高节奏带来的紧张感,有着极强的娱乐需求。娱乐节目备受观众青睐是时代的潮流。然后,对娱乐节目有了一个宽容的态度之后,更重要的是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职能,引导和教育国民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每当我们要求有关部门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相关部门常常会采取强行的行政手段,反而把一些问题给复杂化了。
限制娱乐有时是“帮倒忙”
在商业化的今天,电视台实质上更是一个出售文娱产品的公司,娱乐节目仅是其生产的一种商品而已。而作为商品的娱乐节目其播放数量的多少,主要依赖于市场来调节,政府最多发挥一点宏观调控的作用就可以了。若是政府部门在市场需求没有减小的情况之下,通过行政手段消减娱乐节目的`供应,反而会让内在的供求严重失衡,进而便会破坏文娱产品正常流通的经济秩序。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而政府的行为也会成为一种帮倒忙的行为。
“限娱令”限制了观众的选择权利限娱令“剥夺了”观众的娱乐自由
作为消费者,观众是一个具有选择自由的群体,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不看怎样的节目、看怎样的节目,甚至他们还可以借助其它的娱乐方式达到自己的需求;何况广电总局并未取缔娱乐节目的播放,观众依然可以观看到娱乐节目,那样娱乐节目存在的消极作用也可能依然存在。从消费者即观众具有选择自由的角度来看,广电总局的做法能限制电视台对娱乐节目的播放,却不能改变消费者选择的方向。广电总局要通过对娱乐节目的限制达到净化文化环境的目的,几乎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实现的理由。
“限娱令”是替代观众的一手操办
实际老百姓需要看什么节目,不能只靠广电总局一手操办。广播传媒是属于公众的文化娱乐载体,是为十几亿老百姓服务的文化工具,岂能让广电总局“暗箱”操作。连娱乐节目的现场热闹到什么程度,现场上的嘉宾笑到什么程度,在笑的时候需要露出几颗牙齿,都要做出硬性的强制性规定,这不成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节目了。电视上的娱乐节目,虽然属于广电总局管理的范畴,但是这些电视娱乐节目,不是专门给广电总局“定做的”,它们需要面对的是十几亿电视观众。
观众的需要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
“限娱令”看上去是限制电视台,其实限制的是观众的选择权。每个观众的欣赏口味不一样,我本人喜欢看新闻类节目,不太喜欢看娱乐节目,但我并不反对别人喜欢看,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电视节目说到底是为观众服务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观众提供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台的责任,也是真正的“立台之本”。没有什么比观众的正当需求更重要,更值得尊重和满足,当有关部门对电视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时,不要忘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权利,不能以一己之好恶代替广大观众之好恶。
限制数量不如提高质量娱乐罪不至:我们需要释放
限娱令下,现有的娱乐节目可以更换名字、形式转移到其余的时间段继续娱乐。我们不能缺少娱乐,当然我们也不想让娱乐化过度。但是“度”在哪里?应该是受众的集体感受和诉求,而不是广电总局的一家之言。而我们更不想看到的是,碾压在娱乐之上的道德,注定是缺少了灵性和活力的道德。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粗粝的时代,我们为房子奔波,我们为工作奔走,我们打开电视在那不大的屏幕上寻求自身娱乐的最大化。但是有一天你回到家,打开电视发现道德建设节目映入眼帘,你作何感想?
限制娱乐节目,不如鼓励多出精品
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播放时段也不应该成为问题,说到底应该是一个质量、品位和导向的问题,真正优秀、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娱乐节目和艺人,可以说多多益善,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选择的空间,让生活更丰富多彩。“限娱”理应在净化上做文章,下功夫,而不是限制娱乐节目的出品和公众的欣赏。预期限制娱乐的发展,不如多一些措施鼓励出新意、出精品,做大做强娱乐文化品牌,让人民群众的选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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