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宴俗
“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老人张湘霓娓娓道来,“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
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成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
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
赏月饮酒
中国古代对月亮的崇拜极为普遍,先秦至汉唐,人们在中秋节拜月、赏月、咏月。中秋节的月亮以及明月辉映下的清景奠定了中秋节的审美意趣。人们以期盼团圆、渴望科举蟾宫折桂、追求爱情、祈求子嗣等为中秋节增添了世俗情怀。而传说中的嫦娥奔月、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吴刚伐树等神话故事,更让中秋节包含了超越世俗之上的文化意蕴。
我们从诸多的皇帝诗文中可以看出,当年乾隆皇帝在山庄过中秋时的地点、时间以及当时的心情意境,如乾隆三十六年中秋即景中写道:“胜地云山真表地,中秋风月正秋分。”“云山胜地为康熙三十六景之一,每当中秋吟诗於此。”此外,还有青枫绿屿中的月台、月色江声、梨花伴月、云帆月舫等,这些以月为名的景点都影射着赏
月的'意境,还有一些诗文说明了乾隆皇帝每年在山庄过完中秋节后,农历十六早便起程出发至木兰围场行围打猎,因而,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清宫行围出发的时间制度。
“纵观历史,将思想穿越时空,与皇帝一起欣赏山庄中秋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可以想象得出,当年盛世时期的塞外山庄是怎样的欢歌乐舞、一派丰收景象。”张老兴奋地说。正像皇帝诗中描写的一样:“风景皇洲争较异,彩棚瓜饼货街头。”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张老说。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
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民间拜月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更加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因
此,“民间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
月光马儿
“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张老边说边查资料让记者看。
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一九零六年,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在清代,皇帝是如何过中秋节的?”听到这里,我禁不住问。“拜祭月神、品尝月饼、赏月饮酒、宴请群臣。”张老很爽快地回答。接着,张老详细地讲了起来。
拜祭月神
夜幕降临紫禁城,天清云淡,皓月升空。披着月亮的清辉,清代皇帝率领他们的嫔妃,拜祭月神,赏月饮酒。沐浴在略带清冷的月光中,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感到清爽,但除了皇帝之外的每个人,后妃们、太监们、宫女们,他们的心里似乎又有些落寞:自己的亲人都在宫外,在这团圆的时节,亲人们一定在思念自己吧?
宴请群臣
史载,乾隆皇帝是八月十三的生日,与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只隔一日。清代将皇帝的生日称为
“万寿节”,两个重大的节日如此相近,因此,乾隆帝在山庄谕旨曰:“八月十三上万寿节,皇太后行宫行礼,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大臣行庆贺礼,上奏皇太后於卷阿胜境侍膳,此王公大臣等宴凡三日。”
也就是说万寿节后,中秋节继续侍宴,颁赐瓜果月饼,皇宫内外一派吉祥如意、喜庆祥和的场面不变。适时,宫中还会在山庄清音阁、一片云、云山胜地等大小戏台演出承应时令的戏目,像《丹桂飘香、霓裳献舞》、《日月迎祥》、《群仙庆贺》、《广寒法曲》等,这些曲目大多内容是感谢皇恩、歌功颂德,为的是增添喜庆热闹的节日气氛。
乾隆皇帝是位孝子,每年的八月十三万寿节到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几天都要给皇太后请安,并侍奉和宴请其母后,还要为母后作中秋侍宴诗,特别是在驻跸山庄期间。八月十五时节正是山庄秋色宜人、丹桂飘香的时候,每当中秋之夜,悠闲在山庄的月夜之中,欣赏着一轮明月,皇帝与群臣们一起举杯赏月,感受着人间天上仙境般的美景,这种情与景的交融恰好迎合了人们内心最惬意的性情。
先生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华文化又一个特征,在《论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是实用理性?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阐述:这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坚持人的价值本位,并且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进行纯思维的抽象。实用理性从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用理性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经验的传授。例如对“仁”的解释,“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出现109次。孔子的弟子问何为仁,结合具体语境,孔子每次回答都是不同的,告诉世人应当如何行事,并没有在逻辑上对“仁”进行理论分析。所以黑格尔就嘲笑说《论语》就是一本处世格言。但是这些“处世格言”却有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李泽厚语)。正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人探索自身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形式来展现,而是讲授经验,就好像和蔼可亲的老者对着年轻人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气氛自然而活泼。
极端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现实的实用,使得实用理性缺乏探索精神。理性不会越界超出经验之外,缺乏严格的形式推理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这就使民族获得和承续这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等等(李泽厚语)。所有这些,给民族文化、哲学体系、行为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实用理性在适应迅猛发展的科学之路上显得步履蹒跚。
实用理性强调现实效果,对民族性格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孟子离娄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符合礼法么?孟子回答:符合礼法。又问:如果嫂子溺水,该怎么办?答:应当出手援救,不救人与豺狼无异,应当权变。这种权变使得中国人变得圆融、灵活,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达到现实效果,不可避免要进行变通,导致中国人对规则的淡漠。在古代社会实用理性巩固了人治基础,并不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样就又回到了“解构—重建”的问题,先生强调:“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性态度,去重建那超越伦理的准宗教的心灵境界。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突破绵延至今的政教合一,克服目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
解构与重建,总结与展望,钻研与引申,李泽厚先生通过《今读》以其现代视角传达了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帮助我们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让我们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同时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解构—重建”的理念,警惕“民粹”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更好地实现中华文明的转型,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的'同时,我们是否会感到,社会上缺失了一些东西,它们名为忠诚、善良、坚持……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义。
当你因被好友出卖而心痛不已时,你也许如背中暗箭,愤怒质问,但你的好友也有自己的好友。许诺时的信誓旦旦,转身后的欢喜奔走,只余一人伤心流泪。不因为何,只因当今的社会缺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忠诚。自利的现实让人与人之间披上了保护色,好似一层看不见的房,将人心阻隔。缺少应有的忠诚,社会将越来越冷淡,即使在温室效应的现在,也会全球变冷。
当你因意外而摔倒在地时,你是渴望有人伸出双手,还是盘算着“扶起金额”?柏油路刺骨的温度传递到身上,心难道不会期待温暖;等待善良吗?善良的外延很广,似乎普天之下任何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都可以用善良来完成,但真正心存善良的人又有多少?没有人敢说自己全身心的善良,但每个人的遗传因子都隐藏着它,和罪恶一样,不去触发,不会萌生。善良,其实很简单。
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无数坎儿时,你是咬咬牙坚持下去,还是叹口气就放弃。也许认为无能为力,也许认为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还是会输,但,那有啥?人不会输,输的只有自己,放弃才算是输,只要没有放弃,只要还活着,就永远没有“最终”。坚持走下去,哪怕暂时被打败,但那又如何?胜利总会来临。但现在,还有多少人明白坚持,有多少人因无力坚持而走上歧路,背叛了义?谁也无从知道。
是的,可能钱币装满了人们的口袋,却填不上人空虚的心;可能贫穷会使人衣衫褴褛,却不能让人心灵痛苦。泰戈尔说过:“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义,就是信仰,它永远在人的内心深处,等待着人的坚持。
义,其实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孔子与《论语》所代表的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核的“心魂”所在。千年以来,对《论语》的解读浩若繁星。步入现代,今人对《论语》解读最有分量的是李泽厚先生(以下简称先生)所著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今读》)。这本书不是对《论语》进行快餐式、布道式、鸡汤式的误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认认真真读过一遍《今读》,尽管有不明白的地方,却足以让读者找到作为人本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同时,先生还从文化的角度剖析现代社会的问题的成因。因此,《今读》不仅是对《论语》的解读,还融合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本文就对先生的主要观点以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要梳理。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望着窗外秋风中摇摆不定的黄叶残沙,吟起了这首忧愁伤感的诗,“哎呀!你莫非得了忧郁症,别打扰了我练功的雅兴!”正站在教室后空地里练功的`李逵听见马致远的多愁善感的哀叹,不仅没有心酸感动,还怪他扫了自己的练功兴致,冲动地冲过来,举起拳头,准备打他。“好了,好了,两位同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要顾及同窗友情嘛!”曹植连忙阻止。“哎!这马致远,天天在那说他的愁诗!我都快听得火冒三丈了,他家破人亡,还是倾家荡产了呀?“你瞧他,一点儿情感诗韵也没有,还这么捣蛋!”“他才是……”“……”好了,别再这么纠缠了,花些时间在学习上吧!有道是‘温故而知新’,学了这么多内容,就不知道好好温习一下,才能获得新的知识嘛!你们怎么总在废话、争论上花功夫,而不知道把功夫花在学习温习上呢?”孔子身为班长,放下正在复习的书本,指责着他们。
“叮铃铃……”上课铃声响起,老师走了进来,全班一片肃静,“今天的学习任务是作文或诗篇,给你们10分钟,写完后,我来检查!”。
10分钟瞬间即逝,在许多同学沙沙笔声后,老师开始评讲作文了!
“第一位同学,高鼎的作品‘草长茑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老师说着,“什么,高鼎你可是我们班的班干部啊,佼佼者,怎能写出这种诗?还忙趁着回家时间放纸风筝!天哪!我说了多少遍,这放学后,要按时回家,你不仅不按时间回家还……还要放……放风筝!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心思全不在学习上!快去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顺便让你的家长晚上给我打电话,我要好好反映一下你的学习状况!”“但是,我的家长全都去游玩了啊!”“什么!你的家长也如此贪玩!”老师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又只好拿出李白的诗,朗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什么?李白!你怎么写出这么不合情理的诗,近视了?还是老花眼啊?难道你家就在荒地上,否则怎么会床前明月光呢?还是什么霜?不符合情理,不切实际!重写!李白!李白,人呢?怎么不回应!“床前明月光……”李白喝得酩酊大醉,一手举着酒壶,一手拿着酒杯,两腮通红,醉醺醺地说着。老师一看,大声惊叫:“天哪!你竟敢在课堂上狂饮……酒!这成何体统!怪不得你做诗胡思乱想,还扰乱课堂纪律,你,快去写一份深刻的检讨,还要罚你写十篇诗来!”老师气得火冒三丈,举起孟浩然的诗念起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天哪!你睡觉还不知道醒来,什么作息时间都没有,真是不成体统,我说了多少次要早起早睡,而你却睡得不知觉醒!哎!罚你抄写上课作息时间表500次!”“可老师,我说的是另一种自然意境啊!”孟浩然一脸迷雾,抓耳挠腮地说。“什么!你还要顶嘴!快去写800份检讨!”老师气愤至极地说。接着,老师又拿出下一份古诗……
一、吃月饼
《洛中记闻》记载,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感觉味道极美,便命御膳房用红绫包裹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到了宋代,月饼有“荷叶”、“金花”、“芙蓉”等等雅称,其制作方法也更加精致。诗人苏东坡有诗称赞说:“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酥是油酥,饴就是糖,其味道甜脆香美可想而知。
宋以后,制作月饼不仅讲究味道,而且在饼面上设计了各种各样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饼面上的图案,起初大概是先画在纸上然后粘贴在饼面上,后来干脆用面模压制在月饼之上。满月形的月饼也跟十五的圆月一样象征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祭月,用它赠送亲友。
二、燃灯
中秋之夜,天清如水,月明如镜,可谓良辰美景,美不胜收。然而对此人们并未满足,于是便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在湖广一带有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在江南一带则有制灯船的节俗,在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
广东张灯最盛,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
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满城灯火不啻琉璃世界,看来从古至今中秋燃灯之俗其规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
三、观潮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中秋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赋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明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和宋吴自牧《梦粱录》也有观潮记载,这两书所记述的观潮盛况,说明在宋代中秋观潮之事达到了巅峰。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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