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钟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一】
暮色四合，倦鸟投林。世间万籁无声，夜穹上悬挂的冰轮扯着皎洁与清冷将月辉洒至旷野。熠熠发光的东方古国在月华下悄然腾飞，若浩淼海洋中升起的星河，瓷文化在银河中，最为璀璨。
追朔亘古，早至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已经诞生于世。当时，陶器的萌芽在建筑用陶与冥用陶的两个方向蔓延，盘根错节。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是造就了陶艺术的一段佳话。霞西省西安市出土的秦兵马俑，繁多的若无尽的落叶;形体巨大，将秦兵的彪悍雄伟刻画地栩栩如生，堪称陶瓷文化中的瑰宝。
隋唐时期，烧制的唐三彩更是精致地令人张目结舌。隋代，中国窑工烧制出了白瓷。这项伟大的成就，逐渐改变了青瓷统一天下的格局。刑窑白瓷最为著名，有“类雪”“类银”的美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陆龟蒙对“类玉”“类冰”青瓷的赞叹。将越窑青瓷形容成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青瓷青翠莹润之轴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瓷器的工艺技术是“更上一层楼”。最颇有盛名的瓷器非元青花莫属，元青花类玉品质更是体现地惟妙惟肖。均、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在人类制瓷业上的精品之作。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的品格令人叹为观止。
明清时期的陶瓷在宋元结实的根基上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了制瓷的巅峰。这期间仿制的古窑精品，无论造型、款式足以乱真。
中国的瓷业成就了中国的历史。亘古时期的根基，已萌发为粗枝绿叶，繁花似锦的地步。中国的文明依旧递进，瓷业的脚步永无止境。
关于钟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著的近8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面世，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整、史料最翔实的货币史专著。[12]（p169）在这部专著中彭先生把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征，归纳为自货币产生以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之一。他说：“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满清二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昆乱的时期也是这样。
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罢，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雨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而不用大银元。……”[13]（p11～12）在我看来，彭先生所说的自先秦而沿至近代以来，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点就是货币地理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得以成立的广阔学术背景。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彭信威先生这一段百余字的专门探讨外，迄今未见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新世纪，我们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认真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严肃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实际上，要解决目前中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去追问那些不曾被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过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得到帮助和启发，其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开展中国历代货币地理研究是一项“前人之所未及就，而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事业，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
关于钟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三】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
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
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
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总结历史，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7、对货币文化地域差异的研究。
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货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的分析与研究毫无疑问应构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又一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对于春秋战国货币文化的区域特征的研究，近年来已被有关学者所关注，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文化区进行了如下的划分：东周时期中原文化圈形成了布币流通区；齐鲁文化圈形成了刀币流通区；楚文化圈形成铜贝金币流通区；秦文化圈形成了圆钱流通区。先秦四大货币体系较典型地表现了东周文化圈的文明内涵和文化特征。[5]（P97）对这种货币文化区的划分，其优劣短长我们暂不做评论，但就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对于历史货币文化的区域研究与空间分析确属一个尚未被系统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就能通过不同货币理论的差异表现出来。譬如说，我国最早的“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在号称“天下之中”的东周王畿之地洛阳？而代表先秦之际中国货币理论最高成就的《管子》一书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方海滨的齐国？齐地所特有的沿海经济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管子》的货币理论？受东方沿海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管子》货币理论与关西农耕经济条件下所孕育的《商君书》中所见的货币理论，其差异究竟何在？这两种货币理论所在的地域环境究竟是如何影响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理论？这些内容都应该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所涉及的。只是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待今后再进行系统的探讨。总之，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也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钟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四】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关于钟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五】
我国的陈姓源远流长，传说周武王灭商以后，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人，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妫满。武王把大女儿元姬嫁给他，封他为陈(河南淮阳候，让他奉守舜帝的宗祀。妫满氏后，谥号陈胡公，陈氏是他的后代，历代视为正宗。这也是后来陈姓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陈姓是帝舜的后裔，其远祖可以追溯到黄帝。周武王灭商后，封妫满于陈，并把大女儿元姬嫁给他，封他为陈侯，妫满后，封为陈胡公。这是陈姓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陈国开国公胡公满也因此而成为陈氏得姓的开山祖。在东周初年，陈国与郑国、蔡国等同为中原大国。其国都宛丘，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城东三里。陈国灭亡后，陈国人便以国为姓，在中国各地艰难生存。
2.在历史长河中陈姓人才辈出。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汉末文学家陈琳，唐代文学家陈子昂，西晋史学家陈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陈毅，清臣陈名夏，明末清初散文家陈贞慧，明清之际思想家陈确……我们为陈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
3.陈姓是当代中国第五大姓。据统计，陈姓人口总数超过8000万
关于钟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六】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