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作品,大都是以反映中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说实话,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确实是一个骂不到的战士。《活着》可以说是张艺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可惜在国内被禁。这是一部题材厚重的作品,而他却能够举重若轻地拍出来,真是难能可贵。张艺谋说《一个都不能少》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退出了戛纳电影节,这是西方人以一种政治化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电影。但现在中国文化已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最好的佐证。《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揭露中国河岸一面的作品。当时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多项奖,无可置疑,国内优势骂声一片,这对于张艺谋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些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又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在那一刻他们心里是最痛快的,因为这一刻他们能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就像是久逢甘霖一样的要喝水,抓住了猎物就不会轻易放手了。殊不知,原来斯文的知识分子也会有峥嵘的一面。也许一些人会跟着他们的思想走,认为这些人是“正真的勇敢的武士”。
《活着》让张艺谋这个大师级的导演在大众心里站稳了脚,他的电影也在西方的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国外是对他的一致好评,而国内却把他当靶子打。甚至有人说他是用中国阴暗的一面来取悦西方人。如果国内某部电影在国外的了某个奖,我们中国人就认为一定是西方人搞了什么鬼。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太敏感太警惕了,这根本上就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否定。北京奥运会张艺谋一直在以一种文艺表演的形式,将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展现给世界看,这本无可挑剔,但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先不管说的对不对,先磨磨嘴皮子再说。
中国的电影制度是成功的——多了这么一批人。与其说是在“批林批孔”,还不如说是在革故鼎新。也可以说是失败的——评论者和知识分子没有倾尽全力,也许,他们认识到你一句我一句是徒劳的了,如果在胡搅蛮缠,恐怕只能狼狈地退回来了。
我想中国多几个张艺谋是好的,一个是能够排除一些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电影。二是能够不让那些文艺评论者不丢饭碗。
整个影片以"馒头"作为传递信息的线索,一步步让人深入影片的精神内涵,罪犯偷来的"馒头",善良店主施舍给逃犯的"馒头",影片最后是逃犯改过自新继承了馒头铺。
通篇而谈,馒头意喻着"善良和人性",逃犯生存在监狱,他逃出监狱而没有直接归家却是流落街头,可想而知他大概已经没有家了,长期得不到温暖,冰冷、扭曲、寂寞时常折磨他,人性几乎消失殆尽,他很痛苦,几度想要自,而片头也是他割腕的镜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生存的渴望很容易让他犯罪,他长期的遭遇已经让他没办法相信别人,在他的眼里,别人都是冷漠的,那个时候的他是"野兽",所以他宁愿选择偷,选择抢劫,也不愿意去相信。然而当他正准备拿刀抢劫老人时,老人却给了他两个馒头,就像行走沙漠数日的旅人碰到了甘霖,他显然也愣住了,拿了馒头离开了。也许老人看出来了他的目的,也知道自己的馒头肯定是被他偷掉的,可是老人家并没有拒绝他厌恶他,而是递上手中的馒头。这样的善,也许我们都没有。在这个时候,罪犯冰冷的心慢慢回温,这是他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温暖,馒头铺老伯的善良唤起了他心中早已尘封的人性,一点一点走向光明。
也许这样的小恩小惠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不过就是两块馒头,几块钱的事,我们大多数人通常习惯用价钱来衡量别人对我们的善意,那是因为我们不是一无所有。但是逃犯他知道,在那么久的不被关注情况下被人这样善良对待,那真是一种天翻地覆,颠覆了他对人性的认知,他感动并感恩,于是他用他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去回报店主的善意,他将放有他通缉令的报纸放在桌上,店主举报了他,并获得三万元的赏金。影片中,逃犯写在报纸上面的话是这样的"我已经厌倦了东躲西藏的生活,谢谢你的馒头,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犹豫不决时,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举报酬劳的3万块就算是我的报答"当时店主的心情我想应该很复杂的,我说不清他会怎样想,但我想在他的复杂的情感中肯定有一种叫做感动,他不知道他一个小小的善意解救了一个挣扎在亡边线的人,并且这样的一个人愿意用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来对他报以善意,其实逃犯的这种做法也让老人明白没有绝对的善良和罪恶。
当罪犯改过自新重获自由时,他回到了馒头铺,可是一直紧闭大门,可能老人已经去世了。影片的结尾发人深省,他收购了馒头铺,继续着老人的行当,我想这时候,他卖的是馒头,可能更多的也是在延续老人的善良。
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女孩,原因很简单我喜欢的东西他们都觉得幼稚,而他们喜欢的东西我有都不感兴趣,比如我喜欢动物而他们却都不喜欢,他们喜欢明星而我却不感兴趣。好多朋友说我单纯,没有被世间的风气所“污染”其实觉得他们只是把世界看的过于复杂了一点而已。我依旧按我自己的原则办事,无所谓他们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啦!只要我快乐就好,至少我可一逃避“复杂”这个词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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