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中我们又看到了孔子的教育方式,世界上有没有灵魂的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活人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世界上有没有灵魂,则要看它对活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用它可以风化百姓,那就可以被承认。如果只能诱导人们向恶,那它便永远不存在。人的本领真大,不仅可以改变外部世界,还可以决定人的灵魂的有无了。也许你会说,孔子的眼里没有真理,一切都是道德说教的策略。
但是,我们还是曲解了孔子,他是有信仰的,天地仁道是他心中永远的准则。而大概他感到很多人达不到明辨真理的高度,如果告诉众人事实的真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大众反而产生了误解,不仅难于维护真理,反而毁坏了真理。于是我们就省略了其中的过程,或者不说,或者告诉他最利于他接近真理的假象。这是维护真理的一个策略,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见。比如,一个丈夫帮助一个相识的寡妇挑了水,回家一定不会告诉妻子真相。他是这样想的,反正我也没有做亏心的事,只不过帮了寡妇一把。如果说了,万一妻子心眼小了,反而惹出许多麻烦,倒不如不说干净。如果妻子问干什么去了,就便一个理由来搪塞。看来,丈夫的说谎撇弃了真理,选取了一种策略,就像所说的“曲线报国”一样维护所谓的真理。
但是,这种做法究竟可取不可取呢?掌握实情的人以善良的动机做了一件极负责任的事。他不仅要考虑到事情的原委是什么,而且还为事情被告知后所带来的后果负责。可谓用心良苦。但是,这种替他人包办一切的做法,侵犯了他人的权力,也侮辱了对方,因为这种告知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被告知者不仅没有得到事实的真相,反而在智商方面受到蔑视。并且,这种做法的流毒还在蔓延。因为人使用策略时不总是善意的。当有人懂得用策略来维护真理时,也有人学会让真理来为策略服务。并且,追求后者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真理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策略的作用能够做到。它可以隐藏真理,可以拒绝真理,也可以制造出真理,然后得到自己的利益。于是,真理的地位越来越低。
众人所知的避讳现象便是对真理的一次策略性使用。避讳,是一种掩饰,对事情的真相不敢或者不愿说。需要避讳的东西往往不是最好的就是就坏的事物。比如说父母的名字,出于尊敬我们不会直接喊出来,就好像最亮的光辉我们不敢用眼睛去看一样。君王们便按照这个逻辑也给自己罩上最耀眼或者说最刺眼的光芒,不让人们喊出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便是大不敬,需要头的。不光自己的名字,连跟自己相关的一切都要罩上光芒。这些做法有太多自恋的.痕迹,并且他们还要利用权势强迫大家维护自己的自恋,让众人陪着自己做游戏。而避讳过了头,就要闹出很多笑话。比如,很多开国皇帝为了给自己增添更多的神性光辉,居然在自己的出生过程了抹去了父亲的地位,不承认为其父亲所生。后稷的母亲在神的脚趾印上踏了一觉就怀孕了,刘邦的母亲梦见了蟒蛇便腹中有感等动人事迹便是例证。这样的结论在民间是最恶毒的咒骂,在这里却成为皇帝至高无上的光荣。人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这样被抹了,最不幸的是人们别管信与不信,都对此津津乐道,并且情愿相信事情的本身就是这样。这时,世界上最失落的就是他们的生身父亲。
有些东西无好坏之分,但也需要掩饰。当孩子好奇地问母亲自己从哪里来时,中国的传统母亲们习惯回答说:从土里面挖出来的。有些老实的孩子便信以为真,但还是有些孩子无法满足,他们会继续问:谁种的种子呢,到时候拿什么来挖呀,铁锹会不会把头给弄破呀。家长无法回答,便把谎继续撒下去。所以家长们在爱情、性教育面前表现得极为尴尬,他们扭扭捏捏,生怕孩子知道真相以后学坏。但这种隐瞒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孩子们也渐渐明白了,并且明白之后也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出乱子。
比如为大众所崇拜的各类明星,他们在大众眼里是超尘脱俗的,一旦被人看出烟火气,就星运暗淡。所以他们也不得不维护自己超尘脱俗的形象。但他们还是摆脱不了烟火气,生病、离婚、上法院甚至吸毒,于是生活就艰难起来,变得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实际上,自己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别人的眼里自己是什么。而观众也相应地有了这种看法:他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形象。这时候就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当明星们生活颓废,成为一种潜在的或众人皆知的事实时,他们仍然可以满面金光,成为大众偶像,但是一旦遭遇曝光,就马上被大众唾弃。而早知道事实的观众这时才仿佛得到真情,变得苛刻起来,不肯轻易原谅自己的偶像。这种逻辑就是,大家都吸毒,谁被曝光谁倒霉,观众关心的不是谁吸毒,而是谁倒霉。倒霉的明星最大的错误便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形象。
讳疾忌医则是一次幼稚的拒绝真理的现象。蔡桓公宁愿相信自己没有疾病,这样就可以一如既往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可是,疾病并没有因为它的不承认就乖乖地消失,它的客观存在和继续蔓延最终要了蔡桓公的命。寓言很简单,我们都会嘲笑蔡桓公,但是,很多人不懂得举一反三,刚笑完蔡桓公转过头来就反被取笑。比如马寅初先生曾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人们感觉他有了神经病,或怀有不良动机,于是把这个扁鹊给批了。仿佛批倒了马先生,人口问题便不复存在。再如非典时期,感染病毒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面积增加,而一些官员仍在宣扬。他幼稚到不知道自己的谎言就像去包火的纸,总有一天会被泛滥的病毒攻破。而越到最后,烧得越旺,最终导致自己被撤职处分,也耽误了很多条没有及时挽回的生命。
熟悉古装电影的人知道很厉害的一招,叫人灭口。某一次刺重要人物的行动,失手手的结局是必无疑,而成功的手得意地回来请求封赏,但是放心,他绝对在回到家以前被下一个手刺。行动的策划者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真相是掌握在目击者手里的,只要把真相的携带者光,真相从此就被埋没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掩埋的越来越深。这种方法虽不太可靠——因为真相的传播就像病毒的感染,总有防不胜防之感——但成功率也不小。人们总愿意相信“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逻辑,在小说或电影中让主谋者得到报应,但实际上,成功策划阴谋的肯定不在少数。所以万一被派去做某项重要任务,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拖延时间。拖延时间就是拖延自己的生命,但还是不彻底,我们干脆就选择逃跑。
事态愈演愈烈,策略的运用到了自如的地步时,它不再掩饰、拒绝真理,也会承认真理。对自己有利时,他们异乎寻常地拥护真理,并且拿着真理的尚方宝剑恶狠狠地砍向一切对手,以光明正大的手段满足一己的私欲。但既然为了满足私欲,符合真理的时候很少,情况就不太好办,于是最高级的形式就出现了,人们学会了制造真理。
最拙劣的制造真理的事件当属赵高。他指鹿为马的做法人为痕迹显然过重,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承认自己的智商太低时,他还得动用武力铲除异类,但恐怕赞同者还是没有把它当成真理,只把赞同当成一个策略。相对来说,刘备的智商要高一些。他从自己的家谱里拼命找皇族的痕迹,也拼命地将自己从皇族的家谱上靠,结果终于成功了,他变成了“刘皇叔”,于是他就成了正统,将诸葛亮也骗了来。而曹操则不具备这种天然的优势,恐怕也不晓得其中的奥妙,落得了“奸雄”的称号。在社会领域,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而人们需要有一个真理作为秩序获得安全感。而每朝皇帝上台伊始,第一任务就是制造真理。他们从人们最迷恋的也是力量最强大的天做文章,先是封禅祭天,然后就开始自称天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法律一出在人们的心中就开始扎根,成为真理。比如天子可以有三宫六院,可以无赦。比如,士不上大夫。别管原来是否正确,已变成法律就是真理。所以会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局面。但既然法律已经成文就不好更改,如果皇帝犯了出格的事怎么办?他们又开始想办法,书是的,人是活的,何况最终解释权在法律制定者。如果还不行,那就要变法了。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不比自然科学,它没有本来的面目,本来就是制造出来的。于是历史上得罪皇族的人,一律是谋反;得罪了其他的官,则会被揭发,可谓借刀人。以真理人,最安全最光荣也最省力。
由于中国人很擅长对真理的策略性使用,所以在中国发达的是权谋之术,所以缺乏的是像马寅初这样求真求实的精神,像布鲁诺这样坚持真理为真理殉身的人,多的是“人为财,鸟为食亡”的人。所以在国家各个地方窝里斗的现象最是经常,整体上的进步则很少见到。也许,大家都在誓捍卫着一个真理,那就是自己的利益。
一片月华,世事从容减去,感情逐渐袭来,被一个世界放逐的悲怆,以及被另一个世界包容的无奈,悠悠中,我回到了依旧。
在人生的第十五个夏天里的雨夜,我们相识了,开始了一断刻骨铭心的友情,我用心地去呵护着它,我们彼此都很珍惜它,仅言在这个故事里,也渗透了泪水,注入了人人伤感,但雪峰是伟大的`,因为它的悲,托之美,更何况,在扶持“友情”长大的日子里,我们有过更多的快乐,是奋斗的清泉。
“在今后每一个雨天,我都将为你撑起一把伞,伞下是我们纯纯的友谊。这就是我们的诺言,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傻,一起闹。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脸上多了些沉重和茫然,这段友情也多些曲折和坎坷。
如果说我们判逆的话,为什么还要用漂亮的成绩掩盖真实的自己?如果说我们虚伪的话,那为何又遭受过了伤害?如果说我们真实的话,那为何又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憧憬间,时间已从身畔滑过,我敞开心扉,让它携走了我的虔诚,它亦为我留下一方舒逸的空间,我望着翩翩飘落的枯叶清晰的脉络,抖落下肩头夕阳暖洋洋的挽留,一个人走上长长的街,一个人走向冷冷的夜,残灯拉长了我的身影,人潮渐渐滑落,寂寞变成的标题。在最后一刻,你对我说:“让我们在温暖的期待里播下‘再见’的种籽”。我也会带上思念的驼铃,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寄给你宁静的回音。
墙是什么?是鲁迅笔下的“看不见的高墙”。
虽然鲁迅儿时有一个最好的伙伴,但三十年后却看到了物是人非的一幕。的确,那令人可悲的,看不见的`高墙,已将人与人间隔开了,没有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再好的地方都会气沉沉的!我为鲁迅老先生感到可悲、可惜。
墙是什么?是诸葛亮下达的不可违抗的命令。
兵法上说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现实中没有百战百胜的指挥官。人生之路属于自己,应当随机应变,而不是一味服从他人。诸葛亮也有失街亭的时候。只可惜他手下的王平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即使知道,马谡驻兵山上不妥,也坚决服从命令,才导致了街亭之败。上司的命令如同圣旨一样,不可不遵,哪怕明知不妥,也要按部就班,舍大取小,却弄巧成拙。
墙是什么?是关羽“誓以共,不可背之”的豪言。
东汉末年,曹操打败刘备,关羽被迫投降曹操。不论曹操给关羽多少钱色,关羽都无动于衷,不受诱惑。张辽问其原由,关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不可背之……”在关羽心里,刘备对他的恩情犹如一堵城墙,固不可摧。
墙是什么?是物是人非的厚障壁;是不可抗违的将军令;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肝义胆……
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女人的另一半是男人。男人渴望着女人;女人也渴望着男人。这就构成了所谓的爱情。如果,男人单从感性的外在去找女人;或女人单从感性的外在去找男人;那么,他们的爱情关系就是仅仅建立在人的肉体与性别上的。
其所追求的幸福与快乐就只能停留在获得性欲的快感和生理的满足上。因此,这个爱情就被沦为情欲的工具;沦为本能的武器。男女双方都会视对方为工具,为使用的武器。狭隘的自私的自我双方都会绝对不允许对方出轨,但是,当有条件和情缘时,他(她)可以允许自己出轨!
如此一来,爱情是有冲突的`、有矛盾的、有打斗的、有伤力的。双方的生命安全也是难有保障的!因为,情感性的、情绪化的自私的自我一旦暴发,其疯狂和残酷是不堪设想的!
爱情,如果是建立在双方的本性上,也就是真实的心上面,那双方的性欲和生理满足的需要,远远会小于来自双方的智慧、理解、恩缘与爱。事实上,双方的生理、性欲、情感等外在都被本性、真心所内化为一体了。
所以,人的理解、恩爱,真实总是处于上风。人的肉体、情感和性欲决不会操纵人心。这样,双方谁美谁丑都不重要;谁遇上了突发灾难也不会离弃的。因为,同命爱情是主题。彼此理解与相爱是幸福!即使有谁有了别缘与另投相爱,另一方也会理解、包容和支持的。要知道,爱情原本就不是锁链、不是囚牢,不是单方面的自私与占有。
所以,人走了,爱情尚存。
朋友他不愿理我的时候我想对他说:“谁还没点性子?朋友之间相处,对方使点小性怎么就不能容忍?更何况是男人对女人?”继而我还想再对他说:“你真的想让一个其实惦记你的人彻底心吗?”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又觉得,哀求于人得来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自古道是知音难觅,来来往往,我总还是只剩下那唯一的知心朋友。
我是个交朋友总要挑三拣四的人,总想交德才兼备的朋友,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需要改一改,但曾经因为学过孔子的交友论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交友须从善。曾经,我还因为有孔圣人的.这翻话而宽慰于自己那样择友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渐渐地又觉得,何必结识个朋友非得如此谨慎呢!
不过,我身边是不停留异性朋友的,因为我总要按找男友的标准来定则他人是否可交,不满意者便不予理会。其实,这倒也怪不得我,因为他们本身的接近便有一点那样的想法。
现在要是看看自己,与几年前也的确大有不同,比如,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自己完全是个对感情懵懵懂懂的女孩,如果有男生想接近我,我并不懂得拒绝,那时只要见着长得俊俏的男生,总要使我心花怒放,而现在在我看来,外表的要求已是其次了,也更不会那样容易就动情了。
我知道,我喜欢读书,因为看书能够使我明智一些,自己认为,我克服自身的愚钝,只有靠看书来解救,可是看书,又很容易使我更加的好高鹜远,进而又要加剧我嫌孬识好的性子,若要不看书,又要觉得自己很容易变得愚鲁,这样,到底是看好,还是不看的好?这世间的种种真是总要充满了矛盾。就是有个爱书的嗜好,也要陷入看还是不看的矛盾之中。
有时我想,如果我从十七岁到现在就一直呆在家里,没有去过别的城市,不与外界太多的人或物接触,或是不那样看书,那我就不会滋生了那么容易嬗变的性情,就只有本身那胆怯而容易自我封闭的性子存在身体里面了。那么现在我就可能已经按照章程结了婚,再安安静静地生养小孩。小说《红与黑》里的句子说: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受点教育,思想感情便难以自然发展,于是爱情便往往成为一种令人讨厌的负担。这就是过度文明所带来的不幸。虽然不敢大言自己接受过多少教育,但我却同样在承受着这样的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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