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私人“家教”。她每个周末都要辅导我写。通常都是妈妈带我去她家里学习,因为她很忙。事实上,她是我的“干妈”,她跟我妈妈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一生下来她就认我做了干女儿。我们相处的很好,我很爱我的家教。
我的家教是一个快乐而漂亮的女人。她大约有三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穿着整洁大方,她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而跟蔼的光,她脸上经常挂着快乐的微笑,让我感到很亲切。
跟我的家教一起写日记,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喜欢听她悦耳的声音,循循善诱的语言使我进入写作的快乐中。有时候我本来不想写日记了,觉得没有素材,可是只要我去了她家里,经过她的指导跟提醒一下了就豁然开朗了,很快就能写完一则日记了。她告诉我:生活中点点滴滴、一草一木、悲欢离合都是我写作的素材。她还经常培育我的观察能力,给我布置作业让我观察小草的生长、树叶的变绿、花儿的开放过程。
她热爱生活,性格快乐。跟她在一起,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写日记,也学会了要快乐的生活。因为她的热情跟快乐深深感染着我。
我喜欢我的“家教”。
近来读《梁启超家书》,感触颇深。这本书上接《曾国藩家书》,下启《傅雷家书》,是传统家教与现代家教结合的典范。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现在中国人很忙,尤其中国的爸爸更忙,忙什么?忙着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当忙碌的父母以忙碌为借口把孩子推给学校、推给老师,推给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忽略了家庭的教育,孩子慢慢产生问题并堆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时,忙碌的父母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要参与对孩子的教育时发现为时已晚,并不是所有的树木能做到“树大自直”的,已经弯曲的树不是花钱就能正过来的。家庭教育的缺席尤其是爸爸在教育上已经缺席了很久,总说自己忙的爸爸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挣钱养家就是合格的爸爸吗?忙不是理由,世界上最忙的工作应该是美国总统,可奥*马也陪孩子吃饭遛狗,管孩子学习起居。所以说,时间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
之前对于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仅仅限于近代的变法革新运动“公车上书”,在讲授这课时也仅仅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关注他。慈溪太后戊戌政变后,戊戌六君子被害,梁启超之后开始流亡日本,之后的事大略了解了一些,对这个人物并不深入了解,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他只是一个政治标签,看了这本书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忧国忧民,勤奋著书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从自己的社会际遇和阅历出发,以独特的教育方法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女上,使九个子女各有所成,堪称中国家庭教育的开楷模。
在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这本书中的家书也是节选的一部分,在这些给他孩子的书信中,我看见的是一位对儿女殷殷期盼的'慈祥和蔼的父亲,虽然一年到头天南地北的跑,跟儿女相处时间不长,任教、演讲、著书立说,忙碌异常,但是他从未因为忙碌而放弃对儿女的教育。他不仅仅在金钱方面给孩子以支持,更关注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仅注重学习,更注重孩子们修身和养性。孩子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打击施压,而是细心开导。如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这些书信是一个教育家爸爸的教子良方,也是一部关于子女修身、养性、齐家的立世箴言。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礼提起父亲的教育,曾说:“父亲的教育思想及方法对我的哥哥和姐姐影响较深,他一生精心指导子女,细心进行教育,对孩子没有太多的苛求只是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面对职业的选择,又有几个父亲能做到梁启超这样。所以梁思成说:“父亲的‘遗传和教训’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与成绩相比,他更关注孩子的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梁漱溟亦两度欲自,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小甲同学的父母管教很严格,平时除了上学,几乎不让她出门。星期六星期天出门时间很短暂,而且范围极小,几乎只能在她家门口的广场玩耍。当然,想让她来一次我家是异常困难的。如果真的很想来,也需要编个借口,虽然这跟撒谎是一个性质。如果被发现撒谎,轻则被骂,重则被打。想想,真的很可怜呀!
小乙同学的父母呢,几乎不管她。中午放学后,几乎次次来我家。而且每次给她父母打电话,她父母都会连说:“好,好。”并搪塞过去。一到我家,就很随意地、很熟练地拿着手机往我家床上躺。吃饭时也不常吃完,总是留一口。周末,她在我家随意玩耍,跑多远她父母也不会去找她、管她。晚上也总是天黑了才及不情愿的回家,我和妈妈担心,就把她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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