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读,以现代人的视角,倾听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做法无非两种——解构与重建。
解构什么?解构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千年以来,儒学是中国式“政教合一”的文化内核,经历了多次重要演变。根据典籍记载,最初儒学是古代巫术演化而来,在祭祀过程中,氏族族长(也就是祭司)是唯一有资格与“天”交流的,而交流的过程就是娱神跳舞。在娱神的过程中,祭司产生的诸多情感(这种情感很神秘)不断分化被抽象为“诚”、“仁”、“敬”、“恕”等典型儒学词汇,正如子曰:发乎情,止乎礼。这代表人类精神文化层面的觉醒,人类的发展立足于人本身而非人格神祇。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该学说并没有创造出类似于“上帝”、“安拉”等具有人格的神祇,但是“天人感应”影响、统辖古代政治的方方面面。皇帝如古代祭司一般,是国家政治领袖,是社会道德领袖,也是宗族宗教领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每逢大灾,皇帝要下罪己诏,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灾害如“天”降下的罪罚,只有皇帝(祭司)能够承受了。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兴起。“理学”依然否认人格神祇,坚持“天理人欲”的人本心性论,却展现出“天人合一”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规范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都表现出儒家伦理(人)秩序—自然(天)秩序结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来规范人的身心活动。具体的表现就是将伦理道德(如修养、情感)和社会秩序(如体制、规范)融为一体。而在这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伦理道德(私德)和社会秩序(公德)无法区分,无法理顺,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遂令不从”。一旦伦理道德强加于社会秩序,价值观就会扭曲,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道德绑架”,为什么会产生“大义灭亲”,为什么出现“假道学”,为什么在今天探讨法律问题依然会陷入道德评价的“怪圈”,为什么在抵制海外不良企业的时候某些公民会做愚蠢的事情等等。[①]
重构什么?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儒学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以旧有方式传播于社会中,要批判继承。而批判继承的前提就是重构,将儒学道德性、宗教性、伦理区分开来。儒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否认人格神祇,却影响着世间方方面面,是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先生认为,重构儒学,不需要再创人格神祗,而要转变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例如“天地君亲师”,“天地”是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非人格存在,“君亲师”是古代政治、伦理、纲常。重构,就是要将“天地”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非人格存在进行转化,消除伦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引导的内容。由此,“天地君亲师”则变成了家族亲属、师生朋友、家园乡土的精神归宿。重构儒学,回归人本位,还原儒学活泼、自然、现实的本来面目,所展望的只是普通平凡人的身心健康、充分发展和自己决定命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李泽厚语)
先生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华文化又一个特征,在《论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是实用理性?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阐述:这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坚持人的价值本位,并且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进行纯思维的抽象。实用理性从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用理性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经验的传授。例如对“仁”的解释,“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出现109次。孔子的弟子问何为仁,结合具体语境,孔子每次回答都是不同的,告诉世人应当如何行事,并没有在逻辑上对“仁”进行理论分析。所以黑格尔就嘲笑说《论语》就是一本处世格言。但是这些“处世格言”却有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李泽厚语)。正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人探索自身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形式来展现,而是讲授经验,就好像和蔼可亲的老者对着年轻人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气氛自然而活泼。
极端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现实的实用,使得实用理性缺乏探索精神。理性不会越界超出经验之外,缺乏严格的形式推理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这就使民族获得和承续这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等等(李泽厚语)。所有这些,给民族文化、哲学体系、行为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实用理性在适应迅猛发展的科学之路上显得步履蹒跚。
实用理性强调现实效果,对民族性格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孟子离娄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符合礼法么?孟子回答:符合礼法。又问:如果嫂子溺水,该怎么办?答:应当出手援救,不救人与豺狼无异,应当权变。这种权变使得中国人变得圆融、灵活,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达到现实效果,不可避免要进行变通,导致中国人对规则的淡漠。在古代社会实用理性巩固了人治基础,并不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样就又回到了“解构—重建”的问题,先生强调:“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性态度,去重建那超越伦理的准宗教的心灵境界。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突破绵延至今的政教合一,克服目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
解构与重建,总结与展望,钻研与引申,李泽厚先生通过《今读》以其现代视角传达了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帮助我们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让我们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同时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解构—重建”的理念,警惕“民粹”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更好地实现中华文明的转型,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妈妈近来憔悴了不少。是啊,为了这个家,她太疲惫了!
妈妈工作很忙,家务活又重,再加上我上初中了,更让她操心不已。放假了,应该让妈妈好好地休息一下。为此,我一直在想:我能为妈妈做点什么呢?
四处一望:衣服,妈妈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板,妈妈已擦得能够照出人影来;饭菜,妈妈也早已买好、洗好、切好,就等着下锅了。唉,我是什么忙都帮不上了。我无所事事地躺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了一本杂志,漫不经心地翻着,突然一行小字映入我的眼帘:“梳头可活脉,消除疲劳,提神醒脑。长期坚持梳头,有益身心健康??”
“消除疲劳?”我一看顿时来了精神。对呀,为什么不给妈妈来个“对症下药”呢? 我拿着梳子神秘兮兮地走到妈妈跟前,说:“妈,我知道您这一段时间够累的,快坐到沙发上歇歇吧,我来给您梳梳头,书上说,梳头可以消除疲劳。”妈妈顺从地靠在沙发上,幸福地闭上眼睛。我拿着梳子顺着妈妈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轻轻地梳着,突然间,我惊讶地发现,妈妈乌黑亮丽的秀发中,竟夹杂着几根刺目的银丝。这是怎么了?要知道,妈妈还不到四十岁呀!哦,这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拿着梳子的手一点儿都不听使唤了。细心的妈妈显然觉察到了,赶忙问:“宝贝,你怎么了?”我赶快用手揉了揉眼睛,说:“没,没什么,有一根头发碰着眼睛了。”说完,又继续梳了起来。
“哎哟!”妈妈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见了。原来,梳子绞住了妈妈的几根头发。我赶快放慢节奏,用心慢慢地梳着,梳着;妈妈闭着眼睛,完全沉浸在这一份无比温馨的气氛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伸了伸懒腰,刚想说:“好了!”可看到妈妈那舒服、满足的神情,我不忍停止,于是又俯下身子轻轻地梳了起来??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当亲情——这一人世间最甜蜜的纽带逐渐成为一种奢侈时,我从心底里呼唤:孝敬父母不容等待,哪怕是一次洗脚,一句暖语,一次梳头。
为妈妈梳头,我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心里美滋滋的
绿叶在雨露的滋润下,显得越发鲜亮;红花在阳光的沐浴中,变得更加绚烂。而当沉浸在家庭的氛围中时,获得的更多是成长———美在心中的成长。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 2022 zuowencangku.com,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