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张謇历史作文结尾【一】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我刚进大门就看到前方的照壁上，刻写了张謇的这句名言。
接着，我们先登上了张謇纪念馆大楼东侧的状元山。山顶上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口钟被取名为状元钟。有些顽皮的同学一到那儿就立刻敲起钟来，好像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状元，金榜题名。顿时，我耳边回荡着“当、当、当”的钟声，这钟声十分宏亮，响彻了整个故居。
然后，我们来到了张謇纪念馆里参观。馆内被分成了四个展厅，分别是：张謇的出生成长篇、教育兴国篇、实业救国篇和社会事业篇。我们参观了实业救国这个展厅。那里详细记载了：张謇在南通一共建立了370多所学校。他创建了全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全国第一所医学院、全国第一所幼儿园… …张謇创建了众多第一。他创建的酒厂里，精心酿造的颐生酒，曾经还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呢！
随着我们的脚步渐渐地向前移，从导游绘声绘色的'讲解中，我仿佛身临其境，一下子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当年。在滔滔的长江边，满头白发的张謇，在保坍工程现场视察，为民造福。一提到 “状元”这个词，就一定会想到吟诗作画、文弱书生，金榜题名后就享清福。但是张謇和他们不同，他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成功的创建了众多实体，并且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通过此行让我加深了对张謇的解了。
说的对“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的确不能忘啊！
李鸿章和张謇历史作文结尾【二】
有人说：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
从这个角度回首过去，使人打了一个寒颤。纵有光辉的人性与温暖的正义，更多的却满目萧然。活在世上之士，有远大的志向与臻于完美的节操，却无奈地被时代带来的一切束缚，有无上的荣耀，更有言不尽的苦楚、泪，都笼罩着悲壮的色彩。但这层蒙灰的纱，却依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为什么？明知道无法改变什么依旧奋不顾身？明知道结局依旧不放弃？明知道会如此凄凉仍不低头？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知道了结局，无法回头，却还必须走在一条注定失败的路上。颜文忠知道李希烈不会放过自己，却没有回头；于谦知道自己拥立景泰之后会遭遇清算，却至不渝；张文忠想到过自己后万历的冷酷，却依旧变法；林文忠临走之前考虑过销烟之后君王的无情，却正气向前。是的，这是背后的信仰与理念告诉他们，催使他们，却不曾想这竟可使他们如此执着。
想知道这股力量究竟可以多么强大，一直在寻找着答案。
视角停留在了《李鸿章传》之上，因为此书特殊的作者、主人公。两人只有在政治方面有过交集，但他们都在一条路上失败了，黯然离场，因此更能明白对方煎熬的感觉、艰难的处境。让我尤为敬佩的是梁公的眼界，对于世界各状之驾轻就熟，是近代以来国人中罕有的世界观，更为完整的史学体系，成就了当代人写当代史之不朽，近代人看世界之不朽。但纵然有梁公妙笔，此书能够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还是在于着笔李鸿章，那是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家国情节。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人物，是他曾带来了富国强兵的希望，而也是他的背影，让中国近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因此可确定“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对于任何人，只有给他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位，才更清晰地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梁公说他是“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确如其言，作为一生在中华传统熏陶下成长的人，往往于旧时代难以完全破格，愿意接受外来的文化，却源于自身的束缚，显得不彻底。在他的身上集中着近代中国难以取舍的选择。
李鸿章和张謇历史作文结尾【三】
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成认知升级是一个突破，但转变心性是更重要的突破。李中堂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幸运，他最早接触到洋务，并在与一批洋人共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外技术上的差距，而在随后的洋务、外交生涯中更加了解了大清国所处的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李鸿章可以说相较当时迂腐的满清政坛，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他是高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存在。他兴洋务、办北洋，周旋于列强，可以说在他掌舵的那十年大清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一次甲午海战就将所有努力摧毁，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必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中堂的认知虽然完成了突破，但其封建体制的心性毫无改变，也就意味着他所能带来的变更只能是面子光鲜而动不了体制本身。其结果必然就像是李中堂自己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船坚炮利实际上腐败中空经不起考验。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不对付，但同样作为大清朝中的洋务派，一个掌北洋，一个掌南洋，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一致的，比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李鸿章身上就表现的同样明显。
尽管李鸿章在处理洋务在与洋人周旋的过程中显得很洋派得体，但李中堂有一种天生的骨子里的高傲，书中这样说：“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这就让李鸿章这个倡导变法的先锋人物，在处理涉及到朝廷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又无可挽回地成了坚定的保守派，他总是奉行先例和传统。所以李中堂的改革努力就好比鸠摩智用小无相功催动的少林七十二绝学，看上去一招一式都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不是我少林正宗。
形成简单的认知其实不难，就像现在我们能够肥肠直接地感受到银行业的日子不好过，也能通过自身亲历发现银行的客户及业务的流失，所有银行人包括非银行人都明白，不搞转型不搞变革肯定就是路一条，可是这种认知到底停留在怎样一个层面呢？仅仅是认知还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大清国的立宪是真立还是预备十二年再说？要知道，中华民国可等不了你十二年。
二、让时间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好思路，但解决问题是更要紧的思路。李鸿章之所以被教科书定性为“大卖国贼”，主要是两方面，一来他是坚定的主和派（教科书里好像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主和的都是奸臣），总是站在洋人立场说话；二来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中堂代表清廷签订的。
而在阅读《李鸿章传》时我发现，李鸿章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他虽然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但却清晰地认识到大清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已经毫无防御之力。正如书中最后两段描述的那样：李中堂在奉命掌舵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许多时候他为了保证这艘破船还能继续航行，不得不扔掉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一些货物。
但李中堂绝对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绝没有说反正比不过洋人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撂挑子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一生有那么多次力挽狂澜解救大清于危难，延续清廷命脉。在我看来，李中堂解决问题的思路恰恰也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无法硬碰硬地直接解决问题，那就先搞发展，一切等发展起来了或许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改革开放算是摸着石头走过来了。当然，解决了当时的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国力上来了，人民整体富裕了，这就是一种成功。然而，李鸿章的思路却是走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满清的官僚体制问题。
李中堂所在的时代，官僚选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就是靠对那么几本圣贤书的感悟理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肥肠简单，其中微妙之处在于它们的应用，这种应用在传统官僚的务虚体系范围内没有问题，可以玩得很溜。
可是要知道，当李中堂要兴洋务图自强的时候，即走向变革需要务实的时候，这种非技术官僚可能即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认知上的升级，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就像书中所说极度腐败。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包装成绩以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至于虚假繁荣的底下到底有多不堪，大家心照不宣一起捂着就是了。
如果当年的北洋水师启用洋人教官，带来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管理，或者就是交给像袁世凯这样能够后来在小站练兵的，而不是丁汝昌这种只有忠义却没有办法的行政官僚，或者甲午海战会是另一种局面。
十多年前，银行启动金融改革的时候，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是不需要直接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快速发展自然就过去了。但今天，银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这些问题是否还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消失，恐怕不是“半部论语”可以解决的。
聊点题外话
李鸿章谥号“文忠”，与他老师曾国藩的谥号“文正”仅相差一字。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足以说明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李中堂得不到这个“正”字，恐怕多少和他自己参与贪腐有关吧。虽然在那个时代官员贪腐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个人私利而阻碍了国家进步，说起来这不就是触动灵魂的改革的难度所在嘛。
而这个“忠”字即为李中堂赢得了太后老佛爷的信赖，同时也将李中堂地限制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这个角色中，这种狭隘注定李中堂是“那个时代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再牛也就是个凡人，他不能突破时代和社会带给他的桎梏，那他主导的变革结局也只能是让大清苟延残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