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一】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水浒传》，它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施耐庵。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主要人物有宋江、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它们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水浒传》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全书情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108位好汉经历不同的反抗道路，汇聚到梁山泊，形成了英雄群体。第二部分主要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被朝廷分化残害，最终走向彻底溃亡。其中，家喻户晓的故事有“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溅鸳鸯楼”、“三打祝家庄”等。
我最喜欢的是武松，这本书，把人物描写的栩栩如生，个性分明。武松的性格是豪爽、机智、勇敢。我最喜欢的段子是“武松打虎”，因为作者写的无论是表情，写景，动作都惟妙惟肖，灵动传神。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他们有些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他们能共苦，却不能同甘，才导致最后的`失败。我觉得人要团结一心，才能办成大事。这本书表现了好汉们对权威的蔑视，勇于任事的反抗精神和嫉恶如仇、富济贫的英雄本色。
我觉得他们很有胆量，能够反抗奸臣污吏，能有信心推翻朝廷。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朝廷的无能，皇帝的昏庸，导致了王公大臣们个个欺压良善，狼狈为奸，残害忠良。
这本书表现了作者的胆识和思想倾向。我很惋惜最后的结局，同时为古人能写出这样完美的书感到骄傲和自豪。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假期没有白过，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看了全过程。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二】
以前我对这套书是不以为然的，认为里面肯定很多陈旧的模式化思想。因为欧丽娟老师的几次提及，我觉得或许里面有不少可取之处。故阅读。
这套书在评价储光羲的田园诗《田家即事》时，认为前半段朴素真切，但对后半段里“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的“恻隐”之心，却认为是很无聊。在后面更是指出储光羲为了子孙广田圃，是庸俗的地主意识。
起初，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发笑了。这也能评价无聊不无聊，不过就是把自己筐子里的东西全给田乌吃了呗。
但转念一想，这当真是完完全全的恻隐之心吗？恐怕未然，恐怕有一部分的是出于储光羲自己的田园之趣。他要是用白描手法写自己的这一行为，不加“恻隐”这两字为自己解释，或许不会招来非议吧。
再一想，那个年代的编写者们，条件远远不如我们现在。然后我又想起小时候，家里人是不准我剩米饭的，甚至吓唬我说要剩几颗米就要掉几根头发，长大以后就是个大秃子。是勤俭美德吗？或许是。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物质条件真的不好。更远以前的60年代呢？恐怕编写者们是极其可惜那一大筐喂了田乌的粮食的，若是给人，那或许就少了个人挨饿的一餐。他们在心痛一千多年前的那一筐子粮食。
仍有些好笑，但却也令人心酸。他们希望的是人人有饭吃，不挨饿，不要有少数人的剥削和浪费来加剧普通人民的生活艰辛。
看到大家的打分都挺低的，我想写下这篇书评。或许没有多少价值，甚至还会觉得我在小题大做，但还是想为过去条件远不如我们的编写者们说一两句话。
这本书中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没必要拘泥于那些令你反感的模式化的政治术语。
借用欧丽娟老师的一句话：遗忘和误解，远比尊重和了解容易得多。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三】
郑振铎的这套书写于1930年代，所以整体上，有着明显的时代感，措辞、情绪，生发着“五四”后的感觉，用词新颖又古典，不经意地流露着除旧迎新的热烈，不太同于现代的书写方式。
上卷读完，极能感受到“郑氏风格”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有的文学史的写作是多人完成的，可能体例纷杂不统一，而一个人完成的作品会明显带有个人风格，体现个人学识态度。是的，透过他这本书，感受很深。
不知别人写文学史是否都会如此布置，但郑振铎的铺陈实在是过于全面摊开了，基本上是按人来一个个陈述，此人生平，代表词句，有名的人多说点，没什么名气的三两句带过，一个一个又一个人地这么平铺直叙着，颇有堆砌之感，看久了，会觉得累，觉得这些人都差不多，各人的代表性词句也都差不多的样子，作者怎么也不嫌累，还是在絮絮地介绍着。
但他并不是无自己喜好的，遇到喜爱的作家和文体风格，一连串的排比倾泻而下，反复比喻，言辞轻快，喜爱之情满溢而出。他是抒情的、个人化的，能感受到他对陶渊明、杜甫、新乐府、变文等作者和形式的喜爱，比如他单拎出杜甫成一个小章节，详写他的遭际和不同时期的诗，在别的作者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比如他用了快一页的奔腾不息的各种新奇美好比喻来表现新乐府的清新自然，滔滔不绝不加修整的情感铺面而来。这些时候的他是从漫无边际的陈列里蹦跳出来歌唱着的。
对大大小小诗人、词人、文章作者和作品，历来有很多的评论集囊括点评，所以郑振铎几乎是博采古代的评论来评价一个人，左一句诗品右一句诗话，文白夹杂，细碎分裂，而不是全然地出于他自己的感想。可以看得出他很下工夫，搜集了不同朝代的人的评述相互参照，当然，有时他也会对前人的定论持不同意见，直言他自己的见解。
只是，述那么多作者的生平，他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凝结史书记载的“官位变迁”，三两句讲完一个人都做了哪些官，卒于什么官位和地方，什么谥号，有的会摘一点逸事趣闻讲一下。遇到一大串不太有名的作者，每个人都这么讲，连篇累牍的，读过以后，满脑子都是“著作郎、知制诰、吏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编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一点都不文学，也不具美感。只能说，古代的文人作者大都是官僚体系内的，但实在看不出把他们的\'官位罗列一遍的必要。
虽是吐槽，不过还是很惊叹郑振铎的博学与深厚造诣，他能将不同典籍不同的人诗句、评论信手拈来，将中外的文学历程随心作对比，还费心搜集了一些插图作参照，信息量很大，对于我这个不熟悉文学史的人来说，那么多的没听说过的古代作者的出现，让人发觉在文学的世界里，存在更多的其实是不知名的人物，这让文学史看起来更真实丰腴。
在郑振铎写这本书的年代，战火已起，或是出于强烈的感同身受，他在叙述那些亡国、流亡的作者写的诗词文章时，格外着力，细推和同情他们的飘零之感，如他所述，本书成书不易，他以及友人已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这无知小辈这样随意点评他的心之作当是有愧，这份盛在青瓷碗里食材丰富但有点寡味的“羹汤”，已是他能飨客的最宝贵的珍馐了。感佩之极。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四】
下卷的文学史，可以看出一条循着动荡不安、向现代化演进的路线，时间交汇到现代，波澜壮阔的文学长河尽现眼底，只是它在不停地流动着，看得人目眩神迷，极力望向长河的源头，那源头隐隐约约的，似真似幻。
我就像一个在河边玩耍的稚子，不经意地看了长河一眼，大概窥得它的形态，又继续玩耍起来。就像稚子会问“什么是河”一样，我掩卷思索的是“什么是文学”，顺带着还有“什么是作家”“文学的使命是什么”“作家的原则是什么”……
走在仲春的暖融里，天边飞散着稀薄的红霞，太阳要坠下去了，马路上车来攘往，人们都匆忙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文学，这个时候会有人想起吗？它跟现实的人生有多大关系呢？漫长的文学史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它好像跟平民大众没什么联系，珍贵的书籍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文学创作也由有闲有钱的他们自觉承担，“黔首”“白丁”所了解到的文学边角料，已是上层人士咀嚼消化过的。
这样的现实难免让人失落，我们大部分人只是平民大众的一员而已，文学于己有没有关系可以不用太挂心，但是，为什么人心总能被杰出的文学作品打动、同声共气地沉醉流连其中呢？
细思起来，文学，只是庞杂社会里的一个分支而已，在万物、宇宙、历史环境里，它显得那样细弱，但仅仅这么想，又过于狭隘，喜怒哀愁，风俗人情，“道与理”“义与真”，种种种种，都能蕴藉其中，可以到达人性和心灵最遥远的边界。可是文学究竟是什么？载道的工具？气韵的流转？个人的表达？象征主义、印象派、抒情派、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流派分割？越是用具体的名词描述文学，越使我迷惑于它的本质，以致彷徨惊惑，狼狈而逃。
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作家是文学类别里的主体，可是本书中用“作家”来称呼古代的文人时，令人感到诧异，还会有时空的置换感。“作家”这个词太新，古时的文人大概没有职业作家的自觉，后世所谓的文学作品，只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余烬”而已吧。漫长的历程中，“作家们”有何特质？又有什么共同特点呢？下笔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有人以笔为枪，有人沉湎雕琢，有人依附于意识形态，有人声称艺术、人性与自由高于一切，还有，文人相轻、讨伐攻讦、因文获罪……文学的领域，一如其他地方，也有肮脏、肤浅、斗争，因为，文学的背后是一个个的人。
在明末清初、清末、民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代动荡交迭，乱象纷呈，文人、作家，有着种种不同的选择，人生的际遇与家国命运纠缠在一起，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回望他们人性的挣扎，更多的是怜悯和悲怆，历史的天空江风浩荡，空余一声声惊涛回响。
原书是叙述到2000年左右的，而出于某些原因，大陆版只截取到1949年，看不到全貌，最后一章突然中断，有些遗憾。这突然的失落感惹人思绪绵绵，是的，完结了，就这么结束了，扫过后面附录的几十页人名、作品索引，如再看一眼长河微澜，涛声远去了，看似归于平静的河流还会亘古不变地流下去，过去，现在，将来，永远。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五】
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
首先，新世纪十年意味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及其无孔不入的渗透。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的高度发展带给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剧烈，其触角伸向生活的方面之广泛。这令人欣喜也令人焦虑。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自行车时代跳进了汽车时代，继而要跳进高铁时代。小汽车销量的惊人，动车的提速，高速公路的密布，地铁的扩线，资讯的发达，手机的流行，网络的无所不在，都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时空观，人与人在身体的移动和信息的交流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自然这不包括边远的穷困地区。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人们旋即发现，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仅就城市生活而言，大家住在大同小异的楼盘小区里，或为按揭焦虑，或为择校操心。人们走进货品几乎完全相同的超市购物，晚上搜索机顶盒，观看同样的谍战剧或抗战剧，看到手机上交换来的段子发出同样的笑声，平时看最流行的官场小说和悬疑小说消遣。土特产的概念快要消失了，方言成了某个地域人们最后的精神堡垒，人们说着方言如同互相取暖，验证各自存在的真实性，除了气候的不同，各个城市之间还能剩下多少不同呢……
于是，人们突然感到，不但地球村变小了，往昔被认为还算广大的中国也骤然变小了。与高度便捷相联系的是人的极大的不自由状态。据说，最先进手机的持有者虽然顾盼自雄，但他的行踪包括他此时此刻在哪条街道哪个房间，卫星定位早就一目了然。到处是电子眼，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人哪，在高科技的眼皮底下，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科学好像在彻底颠覆古典的以信仰和仁义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人好像忽然失去了道德的保护；在文学领域，科学也在极大地改变着作家的创作心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都与现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科技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带来的所有幸与不幸、快乐与郁闷，对精神的失望抑或对物质的依赖，现在或将来，都会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六】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着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不少大师（骨灰）级作家。有些被世界公认为顶级作家，曾一度被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譬如，鲁迅、林语堂、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被列为世界十大文豪之一，其文笔犀利，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令反动政府心寒。他所塑造的人物成为世界经典。每一个人物都形象丰满，栩栩如生，代表了一群人，其中阿Q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典型形象，像这样的大家今天少得可怜。那个时代，一代人的崛起，文学空前盛大，成为战斗的号角和舞台。不乏有巴金、冰心、茅盾、钱钟书、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老舍……他们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印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八十年代，新的文学崛起，各种文学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在各个角落。文学也一度开扩了领域，题材范围也广泛了。不仅大学校园文学社团摇旗呐喊，而且中学校园文学社团也纷至沓来，纷纷响应。这时期，文学空前发展，真是百花竞放。两千年后，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一度消沉甚至沉寂。各类文学社团、流派纷纷瓦解，再也不倡导文学间接治天下。作为神圣的文学开始走下殿堂，不再受人青睐，也不是望尘莫及。就其原因，商品经济主宰市场，市场经济下，文学也商品化。任何事物，一旦贴上商品符号的标签，必然急功近利，文章的深度将受到冲击，最终分崩离析。之后时期，作家们有的开始掷笔，有的转向，创作一些投其所好的作品，为大众服务，获优厚报酬。真正创作有力度的史实性的文学极其罕见。文学的光环被愚弄。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如果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它发展的趋势显而易见。文学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征，为某些人服务，以此达到津津乐道，那它离不远了。文学本来自于生活，是生活的提炼和再创造，可惜的，今天的文学纯粹与政治划上等号，这就与它的精神格格不如，或许背道而驰，当然，它也将失去功用。
近几年，各种文艺充斥市场，弄得文学挺尴尬。文学创作的圈子减少，文学创作的路子狭窄，文学的路在哪里？神圣的文学样式被现代文明冲洗得七零八落，纯文学样式创作的生命力何在？新的样式悄悄地占领市场，成为主流文化，极迎合大众口味。如今，网络文学走俏，铺天盖地，迎风招展，那些诗化的文艺不知何时再吊起俗人的胃口？
我曾想，要纯文学占一席之地，并且占领市场，成为文化主流，必须：一、提倡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纯文学，从更深层、多角度挖掘生活层面。二、进行文学批评。只有百家争鸣，才会百花齐放。这些年，最失败的就是文艺批评还在原地打转。三、文学，是经典、圣洁的生活产物。不能打哈哈，不能自我吹嘘，不能相互奉承，否则，文学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怪圈，永远走得不远。近年，文学下滑，也可能就是大家互相誉美，媒体大肆炒作的结局。
决不能再让文学低迷、沉寂！再次郑重呼唤，就让那些政治色彩的文章通通靠边站吧！
中国没有像《红楼梦》那样大部头的文学经典问世，中国没有文学诺贝尔奖，也许因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吧？也许中国文学的中国特色？也许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许中国汉字的复杂表义？也许翻译家难以翻译出中国的韵味？或许世界大师们难以领略中国文化的神韵！
作文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八】
“这人可真可笑！”我大笑起来。
这人？什么人？有这么可笑吗？你一定会问，我说的可是书里的一个人啊！是哪本书？就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告诉我们许多道理的一本有趣的书。比如“拔苗助长”是告诉我们食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违背了规律，就必然失败。还比如“守株待兔”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次偶然，就等着下一次一百分之一的偶然了。再比如“狐假虎威”讲的是不能借别人的威风来占领地位的。还有，“大象和小花猫”告诉我们再强大的人也有自身的弱点，再卑微的人也有闪光之处。“喜鹊和蚂蚁”说的是你如果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帮助自己。“黔驴技穷”告诉我们，不要装腔作势，要切实学习过硬本领，不然迟早会被揭穿的。“螳螂捕蝉”写的是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不计后果。“杞人忧天”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陷于毫无根据的忧虑之中。“因小失大”告诉我们贪图小利的人往往成为别人利用的对象而贻笑大方。“骥遇伯乐”告诉我们人要得到应有的爱护和常识。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蝉的新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一只幼蝉从土洞里爬出来了，它爬上了一颗小树，一动也不动。慢慢的，它的旧皮脱落了，一点点巨大的痛苦使它战栗。但是它还是将旧皮脱了下来，它自由多了，大叫一声：“知了—！”；我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要先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
我太喜欢这本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