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着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残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罗河旁边幕夜,在月亮正照着金字塔的时候,梦见一个穿黄金袍服的帝王,对着我作谜语,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我无非是一个体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这重山脚下半夜梦醒时,听见松林里夜鹰的So prano可怜的遭人厌毁的鸟,他虽则没有子规那样天赋的妙舌,但我却懂得他的怨愤,他的理想,他的急调是他的嘲讽与咒诅;我知道他怎样的鄙蔑一切,鄙蔑光明,鄙蔑烦嚣的燕雀,也鄙弃自喜的画眉;又像是我在普陀山发现的一个奇景;外面看是一大块岩石,但里面却早被海水蚀空,只剩罗汉头似的一个脑壳,每次海涛向这岛身搂抱时,发出极奥妙的音响,像是情话,像是咒诅,像是祈祷,在雕空的石笋、钟乳间呜咽,像大和琴的谐音在皋雪格的古寺的花椽、石楹间回荡——但除非你有耐心与勇气,攀下几重的石岩,俯身下去凝神的察看与倾听,你也许永远不会想象,不必说发现这样的秘密;又像是……但是我知道,朋友,你已经听够了我的比喻。也许你愿意听我自然的嗓音与不做作的语调,不愿意收受用幻想的亮箔包裹着的话,虽则,我不能不补一句,你自己就是最喜欢从一个弯曲的白银喇叭里,吹弄你的古怪的调子。
你说:“风大土大,生活干燥。”这话仿佛是一阵奇怪的凉风,使我感觉一个恐怖的战栗;像一团飘零的秋叶,使我的灵魂里掉下一滴悲悯的清泪。
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自信,并不是没有葡萄酒的颜色与香味,并不是没有妩媚的微笑的痕迹,我想我总可以抵抗你那句灰色的语调的影响——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里散步的时候,我不是分明看见两块凶恶的黑云消灭在太阳猛烈的光焰里,五只小山羊,兔子一样的白净,听着她们妈的吩咐在路旁寻草吃,三个捉草的小孩在一个稻屯前抛掷镰刀;自然的活泼给我不少的鼓舞,我对着白云里矗着的宝塔喊说我知道生命是有意趣的。
今天太阳不曾出来。一捆捆的云在空中紧紧的挨着,你的那句话碰巧又添—亡了几重云蒙,我又疑惑我昨天的宣言丁。
我也觉得奇怪,朋友,何以你那句话在我的心里,竟像白垩涂在玻璃上,这半透明的沉闷是一种很巧妙的刑罚;我差不多要喊痛了。
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他早巳离别了,那边黑蔚蔚的是林子,树上,我知道,是夜鹗的`寓处,树下累累的在初夜的微芒中排列着,我也知道。是坟墓,僵的白骨埋在硬的泥里,磷火也不见一星,这样的静,这样的惨,黑夜的胜利是完全的了。
我闭着眼向我的灵府里问讯,呀,我竟寻不到一个与干燥脱离的生活的意象,干燥像一个影子,永远跟着生活的脚后,又像是葱头的葱管,永远附着在生活的头顶,这是一件奇事。
朋友,我抱歉,我不能答复你的话,虽则我很想,我不是爽恺的西风,吹不散天上的云罗,我手里只有一把粗拙的泥锹,如其有美丽的理想或是希望要埋葬,我的工作倒是现成的——我也有过我的经验。
朋友,我并且恐怕,说到最后,我只得收受你的影响,因为你那句话已经凶狠的咬入我的心里,像一个有毒的蝎子,已经沉沉的压在我的心上,像一块盘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郁达夫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沈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象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样。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曲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象橄榄又象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沈,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茅盾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 “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象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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