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材料作文【一】
教育是人一生中必不可缺的。好的教育能使人一生幸福，并活得有所成就。如果说成就是鱼，那么教育就是水;如果成就是鸟，那么教育就是天空;如果成就是奔马，那么教育是广阔的大地。所以说好的成就源于教育。因此人人都想寻找那最好的教育，我想说：不用找了，其实它就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最好的教育就是磨难!
每当我听着第九交响曲那激昂富有节奏的旋律，我就会想起那个在磨难中尽情挥洒自己才华的音乐巨人——贝多芬。年少的贝多芬当时已成名，此时他应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可接连的灾难打破了他看似完美的一切：他的耳朵聋了，与他相恋的女友也走了。面对这双重打击，贝多芬没有退缩，他张开双臂，充分地接受着这次磨难的洗礼。这次磨难，使他深刻体会到了人生的多变无常与人生的价值，从此他并不满足于自己先前所得到的荣誉与鲜花，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创作事业中去。他要用辛勤的汗水来填满那磨难所教给他的生命的价值。磨难——最好的教育，使他成为了最伟大的音乐家。
还记得那饱含硝烟与屈辱的年代吗?1920年的火烧圆明园、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马关》《北京》《南京》那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还能想起那些悲惨的画面吗?一处处房屋被焚烧、一座座设施被轰炸，那些贪婪的强盗门举起手中的刀向苦难的人们砍去。天上飞机一颗颗炮弹扔下，地上坦克将一座座房屋推倒……硝烟散后，街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们。侵略者们认为中国人民从此倒下了，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恰恰给了中国人民最好的教育——磨难。
磨难中，人们学会了怎么跌倒后再爬起;磨难中，人们学会了怎样自强;磨难中，人们学会了怎样反抗;磨难中，人们学会了要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磨难中，人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磨难中，人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此以后，侵略都们就再也没有占到过一一丝一毫的便宜，而我们的人民经过磨难的洗礼后愈战愈勇，最终将侵略者赶回了自己的老家。虽然这样，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个“最好的教育”，而是朝着目标坚定地向前踏步，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超级大国，这难道不要归功于最好的教育——磨难吗?
放眼望去，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再次诠释了磨难是最好的教育：姚明成名前身体的缺陷、海伦成为名作家之前的黑暗、朱元璋称帝前的悲惨不都是最好的事例吗?所以说，让我们用一颗学子之心来面对磨难——这最好的教育的洗礼吧!
魏晋风度材料作文【二】
常听说：“灵魂之美重于身体之美”，的确如此，外观的美并不真的归属于美，此美不易让人信服，而灵魂之美只是你自身酝酿的美酒，让人在认识你·接触你，了解你的同时，感觉你的\'妙处，这正是你自身的风度所散发的魅力。而丛飞正是如此一个人，他在自己的能力下不断资助贫困山区的儿童踏上了读书的旅途，纵使自己生活困苦，也不会忘记他那些正在读书的“儿女”，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他身患痛患时，仍不忘他们，宁愿自己受病痛的折磨，也要省下钱来供孩子们读书。此情不正是描绘出他的灵魂之美，他的风度之美吗？这是无可否认的，对而比之，在那些表面风风光光的人，而心内却?逸M，事事计较的人，他的风度可比他们那些人的美多了，你认为呢？
在美好的风度下，让人慕名前来一观的人也不多吧。但是在我国却有一队女子，她们是京沪线上的收费员，她们时刻以微笑迎人，给人以天使般的微笑，在人来人往处执行收费工作，不管是多么顽劣的客人，她们都以微笑迎之。在一个顽劣的缴费者被征费时，她们遭到了破骂，而最后，那个缴费者居然将钱狠狠地往她们脸上摔，她们纵使有多大的痛苦，也强忍着，仍然以笑脸相迎，道一声：“师傅，谢谢您。”就如此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折射出她们天使般的优雅风度，先人们展示出除非同凡响的风度，由而人们纷纷慕名前来一观，连国外友人也不例外。如此般美好的风度不就令人敬佩，不就令人仰慕？
魏晋风度材料作文【三】
共享单车犹如国民素质的试金石，如果用自己的自私自利破坏和挑战社会公德，显然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不利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单车成国民素质照妖镜，说法或许夸张，可若人人为我，鲜有我为人人，共享时代的红利也就无从谈起。
“素质”这词，算是进入F中学后的新词汇了。不知道是我从前的生活里大家根本没有素质这概念，还是正好赶上我上F中学那一年，“素质”这词火了。
F中学的学生为什么这么热衷“素质”，我想来想去，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F中学是省属中学，号称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于是，久而久之，学生便以考上F中学为“有素质”的象征;而F中学的学生更是以“有素质”自居，相比较之下，除自己以外的人总是没有自己“有素质”。
四月份，正值竞赛遍天飞的时节，F中学组织了不少同学去参加一个英语竞赛，复赛的考场在市区的J中学。当F中学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地到达J中学时，惊讶声便止不住的从F中学的队伍中发出。因为J中学实在是太小了!也许还抵不过F中学的一个体育区的大小。
其实仔细想想也没什么的，F中学是省属中学，学校摊到的自然是最好的地儿，在郊外山清水秀的高教园区，按照大学的模式建校，连对面的Z大学都不敢说比F中学大。而J中学位于大城市的市中心，能挤出那么一块地儿来已经算是不错。不过估计那会儿大家都只顾着惊讶了，哪能想到?
虽然惊讶，但为了显示自己有素质，F中学的人马上安静下来，走进了J中学。
接下来安排候考室。因为F中学来的人比较多，于是J中学便专门腾出了最大的会议室接待F中学的人
大家坐定后，一会儿，便有老师过来点名，曰：“大家都是F中学的人吗?”
角落里一阵动，原来是几个学生站了起来，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结结巴巴：“我，咱们是，是W中学的。还，还以为候考室是混分的呢。”
F中学的学生顿时投来鄙夷的目光，夹杂着一些放肆的声音：“W中学?也敢和咱们坐在一起?有没有素质啊!”
啧啧，你看这事，W中学的人居然也不敢回话，红着脸退出了F中学的世界。看来回去要为“没素质”三字难过好一阵了。
其实人家W中学的人哪不对了?不过是无心之过走错了教室，触犯了F中学所谓的“素质”罢了。
魏晋风度材料作文【四】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