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你看!邻居的小狗,不也是和我们一样很热吗?只是我们热了会张大嘴巴苦苦哀求妈妈“开冷气”;它呢?只有热得伸出又红又大的舌头,调节自己的体温。
你再看!路上的.行人,不是撑阳伞就是带扇子,一心一意的尽量让自己凉快,可是酷热的太阳却不肯罢休,任凭我们呼天唤地,它还是依然故我,热气蒸人,就连乌云也拿它没办法。
在炎热的夏天里,虽然可以吃冰,但是冰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虽然也可以开冷气,但是冷气中的“冷媒”,会使大气层里的臭氧层破裂,因此我们还是少吃冰,少开冷气的好,事实上,只要我们记住一句话:“心静自然凉。”烦躁的情绪,就会缓和下来。朋友们,你不妨试试看!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
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赵心树老师认为要用传播学来冠名整个新闻传播,但是这种“冠名”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其中基础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历史、传播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亦即小传见面会时分享的三块内容。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传媒伦理和法规等等……小传不揣冒昧,邓老师的“多关注新闻”大概提示多提升应用传播学的能力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 2022 zuowencangku.com,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