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著的近8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面世,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整、史料最翔实的货币史专著。[12](p169)在这部专著中彭先生把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征,归纳为自货币产生以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之一。他说:“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满清二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昆乱的时期也是这样。
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罢,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雨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而不用大银元。……”[13](p11~12)在我看来,彭先生所说的自先秦而沿至近代以来,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点就是货币地理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得以成立的广阔学术背景。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彭信威先生这一段百余字的专门探讨外,迄今未见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新世纪,我们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认真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严肃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实际上,要解决目前中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去追问那些不曾被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过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得到帮助和启发,其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开展中国历代货币地理研究是一项“前人之所未及就,而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事业,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
陈姓在我国众多的姓氏中,若按人口来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姓。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胡公满,封他在陈这个地方,建立陈国。到了陈闵公的时候,陈国被楚灭掉了,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便以原国名为姓氏,于是有了陈姓。 陈姓除了源于国名,还有从其他姓氏改名而来的,其中有一支是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成的。据《魏书》记载,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侯莫陈改为单姓陈。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陈,被后来,他的孙子陈世达做了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令,于是陈姓人又迁居到了浙江。陈姓人已遍及中华大地,形成了以颍川、汝南、下邳、广陵、东海等地为中心的陈氏家族。陈姓由发源地向南迁移,始于西晋太尉陈伯,他举家南迁到今江苏丹阳县霸先建立南朝陈,使陈氏家族显赫一时,遍布长江和粤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唐高宗时候,陈姓人进入福建和广东等地。五代十国以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又有大批陈姓人南迁,甚至向海外发展,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江南陈姓人的队伍。
今日,陈姓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五大姓。 纵览古今,陈姓人在其家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先河。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曾多次出击匈奴。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权重一时,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
陈姓是中国百家姓排名第五的姓氏。据统计,陈姓人口数量超过8000万。在湖南韶山,还保存着有一米多厚的陈氏族谱,足足50卷之长。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
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
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
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总结历史,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7、对货币文化地域差异的研究。
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货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的分析与研究毫无疑问应构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又一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对于春秋战国货币文化的区域特征的研究,近年来已被有关学者所关注,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文化区进行了如下的划分:东周时期中原文化圈形成了布币流通区;齐鲁文化圈形成了刀币流通区;楚文化圈形成铜贝金币流通区;秦文化圈形成了圆钱流通区。先秦四大货币体系较典型地表现了东周文化圈的文明内涵和文化特征。[5](P97)对这种货币文化区的划分,其优劣短长我们暂不做评论,但就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对于历史货币文化的区域研究与空间分析确属一个尚未被系统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就能通过不同货币理论的差异表现出来。譬如说,我国最早的“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在号称“天下之中”的东周王畿之地洛阳?而代表先秦之际中国货币理论最高成就的《管子》一书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方海滨的齐国?齐地所特有的沿海经济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管子》的货币理论?受东方沿海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管子》货币理论与关西农耕经济条件下所孕育的《商君书》中所见的货币理论,其差异究竟何在?这两种货币理论所在的地域环境究竟是如何影响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理论?这些内容都应该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所涉及的。只是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待今后再进行系统的探讨。总之,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也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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