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风雪夜,又是一个年三十。辛苦到头过个年,是穷人家朴素的仪式感。哪怕没有华服美食,一根红头绳,二斤白面,也是过年的体面。杨白劳与喜儿,同其他许多贫穷农户一样,无甚多物,也无文化,租地主的地,欠地主的债,到了年关清算能躲便躲能混便混。一年又一年,农户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艰难生存,繁衍生息,等终了埋葬在这片土地,新的一代又扛过了父辈的重担。
每年不都是这么回事儿嘛。农户面对劳作、欠租、躲债的生活大抵都抱有这样的心态。可今年不一样,黄世仁的一点贪欲打破了这样微妙的平衡。杨白劳被带走,强按了手印,订下了违心的条约。喜儿被迫进了黄家。
也许有人会怒其不争。杨白劳何尝没有反抗?只是他的抗争是一种无力的争,他也清楚自己无法与黄世仁抗衡。他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命运有一种深深的无能为力感。地主强势追债他无法偿还,地主索要喜儿他无处伸冤。地主与杨白劳,是相对强势与相对弱势的关系。杨白劳清楚这种强弱,同时认为这种强弱关系已然定型,坚不可破,纵使心不甘情不愿,也无可奈何。杨白劳是一生受苦过来的,有着典型的弱者心态。他不是那种平日里积极自信却只在地主家装孙子的人。杨白劳是依附在强者身边的弱者,像一块橡皮泥,只能随他人捏成什么形状。
矛盾冲突在这里显得十分明了,地主与杨白劳之徒,形成了对立面。地主是地主,农户是农户,地主强势,农户弱势,地主陡生,农户保有心愿。在这样一种对立下,在可能的多种选择下,农户选择了抗争。杨白劳无力的抗争以自告终,而喜儿抗争的方式,是恨,是逃。她独自一人,面对黄世仁,也是卑弱的。农户在地主面前似乎总是弱势群体。官老爷是黄世仁的把兄弟,他二姨正寻求给黄世仁结贵亲。权贵通过强强联合巩固地位财富,因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强者在强盛的同时又不断以侵取弱者价值的方式来维持自身所得。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自然界的食物链,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今也有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似乎强者生存弱者淘汰,是最自然的社会法则。于社会中,每个人凭借自己的才智、努力、机遇等,通过一定的方式积累处世资本,能者多得,无能者出局,规则清晰,公平公正。但这一切有一个大前提,即这样的生存规则的前置条件,是保证每个人都从零开始,没有原始资本。从零开始并不是指大家都学会一样的知识,掌握一样的技能,拥有一样的体魄,而是就像同去开垦一片荒地,大家或许智慧体力各不相同,但开垦的是同一片荒地,且并没有人先行挖掘或姗姗来迟,如此之后,才能再去讨论能者多得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积累的影响,人们通过繁衍生息,将获得的社会资本与人合并,代代流传。因而在这种模式下,愈到后代,矛盾愈渐明显。黄世仁与杨白劳一开始便不是同一起跑线的人,二者或许都没有文化,但黄世仁拥有社会资本,而且,杨白劳的相对弱势也不是其历经一番拼搏后败下阵来的,所谓“富人的命”、“穷人的命”便是如此。杨白劳这样的农户根本就没有去努力拼搏的条件。
可这也不代表着为了打破这样的生存模式便要去不断归零,一代辛苦建立的基业不讲传承,等到下一代又推倒重建,使得社会不断从零开始。因为强弱总是相对的,黄世仁也只在杨白劳这样的农户面前才占得优势。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不存在绝对的强者,也不存在绝对的弱者,没有黄世仁,也会有洪世仁、蓝世仁,没有杨白劳,也会有其他贫弱人群。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相对而言,必会出现强者和弱者。
既然如此,难道当真注定弱者处境如此悲凉吗?亦不尽然。造成杨白劳、杨喜儿的悲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其无效的抗争。杨白劳苦苦哀求黄世仁,甚至扬言去告官,喜儿带着仇恨成了白毛女,都没有真正对黄世仁的强者地位形成冲击。纵使强弱地位客观存在,相对弱者也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与强者的博弈中获得利好。杨白劳选择自吞苦果,喜儿选择等待报仇,他们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也只有有限种选择方式。其实弱者愈弱,根本上,还是他们无法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客观上亦无法使用更多的方式手段达到自强。正如二人打牌,一人拿了一手好牌,另一人只有一对三,任其如何排列组合也跳不出无牌可打的自限性。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读书或许就是个体获得王牌的一个有效途径。常说读书是打破圈层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诚然,知识技能可以快捷有效地帮助群体中的相对弱者上升成为相对强者,读书的过程实则也是个人未来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社群中人与人之间的强弱关系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在白毛女的年代,整个大环境比较静止,相对强者与相对弱者的关系固定,强者无限压迫,弱者无法自救,是矛盾冲突的根源。只有当环境在具体事务中允许相对强者和相对弱者的角色转换,例如当黄世仁与杨白劳签订卖女文书时,杨懂得就法理协议与黄理论;当欺压行为发生时,杨白劳能在社会共识下于情于理占上风,倒逼黄世仁在此事上成为弱势,才能促使群体中的相对弱者向相对强者发起有效的抗争,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悲剧的发生。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这一段耳熟能详的歌词,便是著名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经典唱段。
不知不觉间,歌剧《白毛女》从1945年在延安首演,已逾七十一年。近日,这出经典的歌剧又登上了3D大荧幕,电影技术对歌剧艺术的拓展,全国庞大的院线对歌剧《白毛女》的传扬,让久唱不衰的经典剧目,又焕发了全新的生机。再次为人们带来一场感官与心灵上的冲击。
七十多年的时间,《白毛女》的形式、剧情经历了多次改编,包括田华老师主演的电影版,以及后来成为文艺样板戏的芭蕾舞版,而作为“始发”的歌剧形式,在多年的演出中也多有内容上的变更,不同的主演及主创阵容,分别赋予了这部歌剧异彩纷呈的魅力。
纵观全剧,“白毛女”喜儿的人物身份,有着多次的转变,从开场时盼爹爹回家过年的羞涩少女,到被迫抢入黄家的苦命奴仆,再到拼力逃出身负债的复仇女神,每个阶段的喜儿,都是一次重大的“转型”。喜儿,一个在那抗日时期需要被保护的弱者,一个贫农的女儿,人生经历风风雨雨,经历过生与的善良、坚强的女孩。在那个硝烟滚滚的时代,用坚毅的信念,与命运与亡做着无畏的抗争,她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奇迹。
人生不会是一路繁花似锦。命运总会想方法把你逼到悬崖峭壁,泥沼深潭,放弃了任绝境摧残,自是路一条。“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水尽景绝之时,也许会有轻柔的云雾腾起,那是生的.希望。“行至水穷处”不是悲哀,面对逆境,看看行船流水、云起云落,焉知转眼就是重生。
虽然随着日月更迭与社会发展,时代也在不停进步,但《白毛女》所传递的反压迫精神与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意识,并没有过时,于当今社会而言,全剧励志正能量的传递,仍然有力地敲击着中华儿女的内心。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知道白毛女,屈指一算已经是五十多年了,其实白毛女这部作品已经问世七十多年了,作为红色作品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无容置疑,作品的音乐旋律堪称经典,不然何以传唱至今。
为阶级斗争铺垫,为红色政权唱响,白毛女无疑是成功的杰作。但是我们放弃阶级斗争的视觉来看白毛女问题就出来了,杨白劳一家就俩人,他和喜儿相依为命,作为成年人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作品没有交代杨家其他人的去向。喜儿是成年人,杨白劳年龄不是很大,影视作品交代他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杨白劳是做小生意的人,有一段唱能说明问题,卖豆腐赚下几块钱,如此说明杨白劳家境并非像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一贫如洗。试想一下杨白劳豆腐的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自己制作的豆腐,其二,用本钱买的,然后加价卖出。如果是其一,杨家肯定有制作豆腐的全套工具。为了写出这篇文章,我从网上调出老影片白毛女看了一遍,老片介绍,杨家欠黄家是二十五块大洋,但是按照歌剧的唱段,卖豆腐赚下几块钱,即如此,杨白劳还上黄家二十五块大洋有问题吗?谁能说清楚杨白劳为何欠下黄世仁一笔债务,为啥还不上债要拿喜儿抵债,须知,拿喜儿抵债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肝胆俱裂的灾难,而且还签下了契约。再者,杨白劳父女两人还要向黄家交租,这说明杨白劳父女两人都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如此只能说明杨白劳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没钱的时候就做点豆腐换回几个钱花花,至于欠黄世仁的钱,爱谁谁,不还,谁叫你是财主啊!
杨白劳活在今天,黄家肯定要告到法院的,也可能不用起诉,喜儿就已经投到黄世仁的怀抱。应该明白,黄世仁是农民中的精英,手中的财富是黄世仁多年积累攒下的,这样的精英自然是姑娘们趋之若鹜的首选。
黄世仁抢过喜儿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是伪命题,毕竟传唱了七十多年,抢没抢,没人说的清楚,毕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不过老百姓希望看到的是正本清源。
学校为了让同学们更直观地了解历史,深入开展中国现代革命史教育,于是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白毛女》,事后,老师让学生每人写一篇观感,有一个15岁的女学生是这样写的――
1、白毛女真是个大傻瓜。黄世仁是个多好的男人呀,有钱有势,有吃有喝的;不能做老婆,当个二奶也不错嘛。
2、杨白老就是个无赖,还不了本钱还有情可愿,连利息也不给,实在太可恨了。
3、杨春就更无情无义了,你说他也不打招呼就哪儿去了;要人家喜儿还是不要,总得留句话吧?这样的男人千万别让我遇上。
老师看后直摇头,且无言以对,就叫这个女孩把她父母叫来。这个女生满不在乎,心想,这有什么呀,于是就叫来了她的父母......
作者按:这是一个典型的价值观选择问题。我们不能要求自己的孩子跟我们大人有一样或相近的价值观,更不能以长压幼,强迫他们什么也听从我们的。况且,这类事已然司空见惯,成了社会上不少人的一种现实趋向,本怨不得孩子。若想改变孩子,首先得从我们大人自己做起。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个单个人组成的,细胞有问题,怎么能怪得了身体不好呢!基因的出了问题,须要追究不是下一代,而是我们成年人。这是现实状况下,人的需求和的阶位发生了变化,是价值观乃至人生信仰出现了危机。总之,是大人的问题;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体制以及社会流行的潜规则在影响、暗示以至引导着我们在向着异己的方向移动、前进甚或疯狂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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