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说中国造不出原子弹作文【一】
这里所说的“认知旨趣拓展”，是指从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视角出发拓展生命伦理学的知识谱系、话语形态和思想类型，目的是要摆脱过于“西化”的应用伦理学范式对生命伦理学的那种“窄化”的理解。这是从认知旨趣层面寻求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范式进行突破，以利于进一步揭示并阐扬生命伦理学的( 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 中国现代性内涵和中国道德形态之特质。
就一般意义而论，“认知旨趣”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似乎预设了一个“提出问题( 或难题 -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然而，与专门具体的科学领域的认知旨趣不同，生命伦理学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领域，以至于它甚至都不能清楚、明白地表明: 如何界定可靠的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知识，以及如何鉴别确定不移的生命伦理学内容。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专业领域及其专家系统并不严格，而仿佛是一种力图穷尽“跨界”之可能的“杂烩”。它往往根据提问者的提问而给出相应解答。这使得它所给出的答案总会牵扯众多的学科领域和一些长期存在的根本分歧。比如，生命伦理学家并不简单地告知由论证得来的知识———如“就是人( 或害胎儿 ”，他们( 她们 还会指出，禁止的法律由于强迫妇女屈从于违背其意志的律令( 不准她们 而违犯了其基本权利。于是，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由于充满了“事实- 价值”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道德框架的制约，且在不知不觉间，将“认知旨趣”从认知领域扩展到“价值域”或“道德域”。这种“认知旨趣拓展”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取决于伦理学本身的发展，如果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中的人们不知道何种伦理和道德是指导其生活的准则，就不可能给出可靠的生命伦理学建议;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引发重大道德难题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人们更希望通过认知旨趣从知识域向价值域的拓展，来引发异质性观点和见解的实质性对话和协商，从而推动医学层面的生命伦理进一步拓展其认知旨趣，以面向文化层面的生命伦理。
由此，“认知旨趣的拓展”负载着一个更为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以尽可能包容的思想姿态和尽可能促进合作的争辩性商谈的形式，去理解“文化他者”，并以这种方式促进文化生命伦理学层面上的自我理解。“认知旨趣的拓展在一些重大生命伦理议题上( 例如，性行为的意义，生殖干预的正当性，稀缺保健资源的分配，器官移植的道德合理性，临终安慰和安乐，等等 尽管难于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它强调在跨文化条件下直面人类道德复杂性或道德多样性的现实，因而有利于从一种文化诊断或文化理解的意义上通过促进对话商谈和比照互勘而促进价值扩展。”因此，生命伦理学在话语体系层面，要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特性，反省其与特定人口形态、人伦形态和身体形态紧密相关的文化政治实践或生命政治实践。
就生命伦理探究的中国语境而言，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医疗生活史、疾病史、身体的历史和医疗制度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基本历史图景。这即是说，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要体现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的基本诉求。这从反面进一步表明，认知旨趣拓展并不回避西方启蒙现代性带来的挑战，但它在一种价值拓展的意义上要求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任何借鉴、引入、应用西方话语的各种尝试虽然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但不能替代能够体现中国价值观的伦理话语体系和道德形态论述; 而任何传统重述的尝试( 或传统的重新发现 和语境回归的努力，必须有助于从一种原始生存和本源生命深度上寻绎文明之“道”，并具体地呈现为一种现实的卫生保健之“德”。
外国说中国造不出原子弹作文【二】
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在具体的方法学进路上，是指从文化传统的溯本还原和医疗生活史重构，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进行梳理，以从文化历史的进路、理论逻辑的进路和实践难题的进路拓展其知识谱系、话语语境和思想类型。因而，内含着一种“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学意识。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诸种论辩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前提性探究的工作，即在进入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之前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进行还原和澄清，以避免生命伦理学的争论出现话语形态上的不可通约。事实上，由于忽略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方式进行反思，人们很少关注“问题域”的构成。因而，很多时候争论各方并不清楚何以会争论不休，这使得生命伦理学论争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 不同学科背景或文化背景的学者们，在生命伦理学的诸论题上，似乎除了展示分歧之外便无所作为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就是主张面向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以一种对话形式和关联方式对构成生命伦理之问题的方式进行跨界沟通。其主要目标在于寻求形态学视角上的理解范式之转化，其基本进路就是: 在理论、思想、话语的前提上通过问题域之“问”使人们获得面对道德分歧的引指。
“问题域还原”是对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以清理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者“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如，“人权”是否构成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就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产生了对儒家生命伦理学进行“问题域还原”的重要课题。“问题域还原”的必要性在于，它通过对构成问题的语境条件进行前提批判，并由此进入生命伦理学跨学科条件和跨文化条件下的形态构成论域，进而在一种道德形态学视角下展开与人口健康、人伦关系和身体政治有关的道德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域还原”的方法是一种切近于从道德形态学视角研究生命伦理学的进路。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它包括历史、逻辑和实践三个层面的“问题域还原”。从“历史还原”的视角看，西方话语体系无论以何种标签的“普世”形式面世，它都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呈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谱系和思想脉络，无法替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实践和语境回归。从“逻辑还原”的视角看，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逻辑( 包括它所坚持的道德原则论证 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印记，它或多或少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谋划。原则主义进路的生命伦理学所标举的普遍主义价值承诺，在理论逻辑上隐蔽着某种西方中心论的陷阱，需要中国生命伦理学以逻辑还原的方法破除这种普遍主义的“迷雾”。从“实践还原”的视角看，生命伦理学必须应对由大数据、云计算、高新生命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所带来的生命伦理挑战，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信念和价值基础去面对生命伦理学的棘手难题，而必须在问题域还原的基础上回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表明，不同的“文化景观”和“问题方式”开启并面对极为不同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和难题，这在“知识脉络”和“问题构型”上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与具体问题( 或难题 的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异质性断裂。于是，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打破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一般”和“科学话语”( 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科学项目” 之“具体”之间所预设的一致性。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所形成的张力，并不影响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文化价值诉求。相反，它通过区分不同层次的“问题域”，使得生命伦理学在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功能分域中，既保持对“文化景观”的图景构画或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在价值姿态上的诚实性，又保持对具体问题应对和伦理难题治理在道德敏感上的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