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是以记叙描写人物的经历、行为或事物的原委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写人,一是记事。记叙文的快速构思,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必须尽快地确定选用的材料,确定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安排好文章的结构。
第二,迅速考虑如何把这些材料尽快地连缀起来,寻找一条贯串文章的线索。有的记叙文以具体事物为线索;有的以情节发展为脉络;有的以人物变化为线索;有的以场面转换为联系;有的以感情为线索,有的以材料的内在联系为纽带快速写作时,可能利用这些线索或纽带进行快速构思。
第三,根据所选用的特点,采取各种方法把材料连缀成篇。
记叙文常见的几种快速构思的方法:
即全文没有贯穿到底的中心事件,而是以主要人物的活动或品质为主线,组织典型而各有侧重的情节,统一服务于中心。这种结构避免了行文的旁逸斜出,使文章重点突出。魏巍《我的老师》分写七件小事:假发怒、教跳舞、观蜜蜂、教读诗、依恋师、化纠纷、梦寻师,皆由热爱、感激、思念老师这条感情线索贯穿起来,从而使文章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的关联理论是在H。P。Grice的交际理论与会话含意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合着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对其有很精辟的阐述。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一个理论给西方语用学界带来了极大影响。它将关注的核心投到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方面,其影响力已超出了语用学领域,延伸到翻译领域。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每个话语都可以有多种理解,要正确的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然后根据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进行推理。而翻译中为达到语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确地理解自然语言。因此,关联理论就成为可以指导翻译的语用翻译理论。
“文似看山不喜平”。只有一个中心事件的文章,若能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做到张弛结合,起伏变化,则可扣人心弦。《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当鲁达听到金氏父女的哭述后,怒火中烧,要“打了那厮再来”时,情节陡起,似乎高潮即将到来,但作者却巧妙地让史进、李忠两个“三次五回劝得他住”。这样有急有缓,掀起波澜;当鲁达送走金氏父女,“径到状元桥来”,惩强除恶的好戏似乎就要上演时,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鲁达在郑屠肉铺前坐了下来,三戏郑屠。这样一放一收,又掀起波澜。简单的一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写得如此精彩,情节的一波三折功不可没。
在记叙文写作中,我们可以题目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几个生动的、典型的人物生活片断,或事件的情节片断,或景物描写片断,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共同表现一个主题。这种构思方法,我们称之为“画面组合法”。用这种方法构思的记人叙事的文章,可以在较短小的篇幅内,立体地多角度地表现人物、叙述事件、描写景物。运用画面组合法来构思,就可以给作者留有相当广阔的自由创作的天地,使思路开阔,纵横驰骋。这种构思增加了文章的容量,可以表现更复杂的事件,可以更好地抒发作者的感情,更为深刻地表现文章的主题。
画面组合法,不一定有一格贯串全文的线索。但这并不等于说,文章的那些“画面”可以随便摄取和组接。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分工而又合作的,独立而又集中集。所谓“分工”,就是各个画面表现的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所谓“合作”,就是所有的画面都要共同表现某一个主题思想。
训练题目:《浓浓的母爱》《瞧我这一家子》《-----轶事》
翻译是受关联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德国学者Gutt认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的依据就是关联性。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听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也认为:“翻译就是交际。”他指出,信息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丧失其交际作用,而译文如果起不到交际作用,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就是不合格的。
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告诉各自的读者,因此,要做到忠实于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这就需要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并根据关联原则找到各种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最终做出一个最能体现原作者交际意图的译文。成功的译文是使译文读者可以不必花费较多的努力就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语境效果,并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交际过程,而翻译过程包含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和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这两个交际过程。因此,译者不仅要有准确理解作者交际意图的能力,还应充分考虑译文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帮助译文读者找到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接受来自原文本的信息,这些信息提供的动态语境与译者的认知语境相结合,产生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译者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推理能力努力达到对原文作者意图的最接近的理解,从而做到对原文的“忠实”。然而,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依赖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了解。如果译者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知识结构,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译文读者,只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导致交际失败。例如,如果把“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直译为“据说家家户户的壁橱里至少都藏着一具骷髅。”就会使译文读者困惑不解。此译文只是对原文的表面意思做了传达,并未传达原文的真实意义,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就很难以理解。然而。如果将其翻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丑事家家有。”这样,译者就找到了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译文也更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译者就达到了完成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最佳交际的目的。
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取各种翻译策略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因此,译文读者在这一交际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译者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做出准确的判断,对译文的表达方式做出适合译文读者的选择。如对《红楼梦》中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翻译,霍克斯直接引用英语谚语“Man proposes,God disposes。”撇开原作中的佛教色彩,使译作带上了基督教色彩,从而使原文作者曹雪芹向译文读者靠近。
翻译是语际意义的转换,意义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既要重视语言本身,也要重视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语境在关联理论中又称为语境假设,不仅包括上下文和说话时的社会环境,还包括百科知识和当时感知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语境,而是一系列语境。在话语理解中,人们只是选取某一特定语境对信息进行推理。交际能否顺利进行,主要看听话者能否选择正确的语境。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很多情况下,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可能会和话语的字面意思不一致甚至相反,这就要求听话者结合自己的认知结构和百科知识及推理能力找到与说话者的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假设,通过推理正确的判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例如:“She is a fox。”译文有“她是只狐狸”、“她是个狐狸精”或“她是个时尚迷人的女人”在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汉语与英语就有了不同的文化色彩。如果译者不了解中英不同的文化语境,按照中国人的认知思维,把fox翻译成“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因此,译者应该对原语进行文化推理,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才能得出准确的译文,达到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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