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作文现代版【一】
你瞧，她们在这里啦。桑娜拉开了帐子。渔夫低下头，向帐子里望了望，她们好可爱，我们，总会熬过去的。几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呼吸均匀而平静。渔夫抬起头，微笑地望着桑娜：走，睡觉去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第二天，桑娜早早的起床了，渔夫已经出门了。桑娜走进厨房，娜薇，你怎么妈，你起来啦？是十七岁的大女儿娜薇，正穿着围裙做早饭呢。您昨晚和爸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再说，我都这么大了应该帮爸妈照顾一下弟妹啊哦，对了！我去把他们叫起来起来吧。不用，等他们再睡会。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桑娜感到很欣慰。
吃过早饭，桑娜坐在炕边补着渔网，一脸笑容地看着孩子们。娜薇坐在火炉边，抱着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女孩，那是西蒙的小女儿丽娜。娜薇拿着一本已经翻烂了的故事书，给丽娜讲着动听的童话故事。十三岁的戈薇坐在桑娜身旁，学着妈妈补渔网。十二岁的森亚，带着弟弟和西蒙三岁的大女儿丽莎玩游戏呢！孩子们相处得多融洽啊！桑娜欣慰地感叹道。突然，门开了，十五岁的森梅跟爸爸一起打鱼回来了。今天收获可不小，打了这么多余，够我们吃上几天的了！渔夫对桑娜说。
时间日复一日的过去了。有一天，，一位十分有钱的商人来到这里，听说了桑娜和渔夫的故事后，非常感动，他觉得，他的公司正需要这样的人，便雇佣了渔夫，从此，渔夫一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了。
也许，这就是好人的回报吧。
母亲作文现代版【二】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一个女刁民的告状故事”，说这个被称为潘金莲的李雪莲为“刁民”，可谓出于“公正立场”——你自己搞假离婚，你老公趁机把你甩了，是自作自受;你要“讨说法”，那是你和你老公的事，关别人何事?你倒好，居然一级一级地上告，把市长、县长、院长一个个拉下马……这在现实中可能吗?可这又似乎处处透着真实。这就是荒诞现实主义的魅力。
用荒诞的外壳装现实的内核，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从北京到县城，这样的场面多难写?然而一个李雪莲，把上上下下的行政系统都串起来了，并且有了极其生动的呈现。尤为高明的是，电影中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贪官，都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都想息事宁人、安定团结，然而不断“好心办坏事”，硬是没能准确理解李雪莲的真正用意，于是一次次坐失良机，把她逼上告状之路。
编导真的是把李雪莲当主角来描写吗?未必，她只是一根线，不断拉扯出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告状，从政府到法院到警方，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却还是做的无用功，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是政绩思维、维稳思维，却唯独不能理解一个简单村妇的简单心思：她只是要一个说法，不是“法律的说法”，而是“人情的说法”，即便受骗认栽也行，但得让她咽下这口气，而现实却是处处跟她作对，让她的恶气越发浓烈。
就是为了这口气，她像当年的秋菊一样上路了，不惜胡搅蛮缠，不惜委身以报，一切为了让那个“前夫畜生”承认假离婚的事实，为达此目的，她要将所有阻拦她揭露真相的拦路石都搬掉。然而最终传来的“前夫车祸身亡”的噩耗，顿时让她失却了方向，告状也就无以为继。
这个戏剧性的细节在影片中被编导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通过剧中人物问道：如果那个“前夫”没有车祸身亡呢?是不是告状将没完没了?这是一种沉默的点题：在目前机制下，各级干部该怎样准确读解李雪莲的诉求?李雪莲的诉求很大吗?她的心理需求很深奥吗?当法律之路走不通后，难道就没有其他机制可以说服、平衡、舒缓吗?为什么所有人都“读不懂”她是在呼唤人情关怀和寻找心理寄托呢?
社会矛盾是如何发生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协调的?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编导用荒诞的“刁民告状”的套子，将这些重大命题裹进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中，引发观众在笑声中思索，显示了以小博大的高超智慧。这对于长期远离“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电影而言，不啻为“补钙之作”，值得点赞。而电影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忽圆、忽方、忽宽屏”的视觉效果，同样是出于审美和推演故事的双重考虑——“月洞”能别具一格地有效展示乡村之美;当场景换成了北京，圆形也就换成了方形;当一切“正常”了，屏幕也正常了。如此一来，这个现实而又荒诞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具象化的轮廓。
母亲作文现代版【三】
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加之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我不是潘金莲》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两部片子几乎在中国内地的同一时期上映，两位导演都在技术和视觉上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虽说圆形画幅在世界电影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但不管怎样，冯小刚导演仍旧在中国电影的土壤里埋下了新的种子。两部大胆创新的电影也让我们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关于电影，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之所以想要拿出《比利·林恩》来比较，并不只是因为技术的革新。电影工业固然要依靠技术的支撑，但优秀的导演总会把技术用在“点”上。《我不是潘金莲》和《比利·林恩》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技术，恰好为观众带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影视角。不同于《比利·林恩》浸入式的观影，《我不是潘金莲》采用的圆形画幅恰好把观众置于一种隔岸观火的“窥探”地位。这种隔岸观火的心情，就像古时的人们在戏台下看戏子们唱戏一样。观众在这里既是看客，又是判官，电影里的人物，也比往常更像故事中的人物。这和导演在电影中不断加入旁白营造间离感在本质上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技术本身就传达出了使用者的意图，优秀的导演会驾驭技术，将技术完美地贴合在故事的肉体之上，塑造出不一样的影片气质。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冯小刚和李安都是会驾驭技术的导演。李安的故事是从比利的视角展开，需要的就是观众感同身受的“浸入”，而冯小刚的故事内核是一出荒诞剧，需要的就是抽离，一种理性和冷静。圆形画幅的意义并不只是带给我们画面构图的诗意美，更无时无刻地把观众置于这“看客”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观众是注定不能在情感上理解李雪莲的，视觉上的变化带来了视角的转变，视角的转变把我们逼到冷酷无情的境地，这种冷酷和冷静让我们看着人物的痛苦发笑(当然这是和故事情节相辅相成的，荒诞之感也油然而生。
这大概也是影片的一些片段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原因。李雪莲，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完美地展现了她作为一个“法盲”的执着。其实她所求的就是两个字：“情”和“理”。只不过这个“理”，不是法理，而是她心中的道理。这放在现代的法制社会，很容易就会演变成蛮不讲理。毕竟法官、当地官员所生活的世界，不是李雪莲的“情理”世界。然而影片并不只是想讲这个妇人的执着和“情理”，她就像一颗蛮不讲理的石子被投入潭水之中，让隐藏在潭水之下的“怪力乱神”以各种荒诞的方式浮出水面。用“蛮不讲理”引出这个社会真正的阴暗面，引出一个逻辑看似正常，其实却处处充斥着虚伪、冷漠的“官”的世界，才是这个故事荒诞感的核心来源。
但是，一些展现李雪莲细腻内心世界的镜头和表演，也在不断地提醒观众，李雪莲是值得同情的、是悲苦的。但这些抒情的甚至有些悲凉的信息，掺杂在荒诞的情节和产生间离感的画框之中，让观众不免会感到一丝困惑。因为视角的转换让我们不自觉地被置于一个冷酷无情的地位，在这种涵义下，观众对角色的态度更倾向于“一视同仁”——我们在情感上，是不和这些人物站在一起的。于是在这个时候冒出的抒情镜头，就难以让观众感同身受。
所以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