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一】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在这首歌中，红星指的是每一个红军的帽子上都佩戴的那颗红星。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今天我们一起看了一部有关红军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名叫潘冬子。但它并不是一个大人，而是一个小孩。但他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他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儿童团员。
这部电影主要讲了潘冬子在少年时期的艰苦历程和斗争故事。这部电影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旁白回忆，围绕着一直盘踞着他们村的土豪汉奸胡汉三和潘冬子以及其它的红军战士们的激烈的斗争展开叙述。潘东子渐渐从一个天真，可爱的苏区儿童成长为了一个有担当，有胆量的红军。
在这部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主人公潘东子。他从小就把自己当做党的人，为党着想。他非常的勇敢，在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切断了敌人逃生的那座桥。让红军们成功地围剿了一部分的敌人。长大了以后，根据红军们的安排到一家卖米的小店当卧底，因为这家小米馆是专门为胡汉三的那些打仗的人贡米的，因此潘冬子在那里收集到了许多敌人的重要情报。
潘冬子在那么混乱的时候，还能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让我不禁反思了自己。在现在这么和平的年代，我们都能坐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好好的学习，不用受外界的其他影响，为什么我还不认真的学习呢？既然那些烈士们用那么多汗水和自己的鲜为我们换来了现在的和平，幸福的环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在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以后，好成为国家栋梁，为国家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二】
孔子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师的作用是启发，要巧妙设置问题，激发学生思维兴趣。学生思维有偏，要相机诱导，或连类取譬，或扣其两端，绝不轻易告诉。其火候，在于愤与悱。
课堂上，教师要耳如芭蕉，心如莲花。“耳如芭蕉”是要变善讲为善听，敏锐捕捉学生传递的语言信息，并且迅速筛选、判断、归类。“心如莲花”是教师要心清，不糊涂，在听的基础上迅速形成应对方案，肯定优点，指出错误。言简意赅，启人深思。
…… ……
学无止境，教无止境。叶圣陶先生说“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当以大赛为契机，反思教学，验诸自身，扬长避短，不断进步。
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三】
20xx年的春节是我感觉过得最好的春节；那次，我和往常一样，和同学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说笑着。好客的乡民端来了清口的腊酒，虽不美味，却别有滋味。这次，北京之旅我玩得非常开心，也增长了很多见识，真是两全其美；我们能让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来教我们，很不错啊。
电影讲述了一个叫潘冬子的小男孩从小立志做红军，临危不惧，面对困难更是坚韧不拔，与敌人斗智斗勇，最后取得胜利，成为了一个小小红军战士的故事。
当潘冬子的爸爸跟红军队伍走了之后，潘冬子和他妈妈天天盼着爸爸归来。妈妈告诉冬子，等映山红开满山野的时候，等春天来到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那时候，革命的春天，共产党的春天也就到了。潘冬子把爸爸给他的那颗红星一直珍藏着，激励自己勇往直前，争做小红军。后来潘冬子的妈妈牺牲了，但是潘冬子却依旧那么坚强。
当潘冬子被胡汉三倒吊在树上，被鞭子狠狠地抽着的时候。可他的意志仍然不动摇，十分倔强，怎么也不肯说出父亲潘行义的下落。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潘冬子爱憎分明、不畏艰险、机智勇敢、纯洁质朴的精神与性格令我敬佩。他小小年纪就拥有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和这么远大的志向，让我不得不惊叹。当时他只有7岁，在我们这个时代，7岁时却还被父母宠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道理都不懂，更谈不上怀有远大的志向。而生在革命时代的潘冬子7岁立志做红军。这和我们是截然不同的。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体会不到战争时代的穷困和痛苦，只是深深地沉醉在如今的幸福时代。而看了《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艰辛，更让我以潘冬子为榜样，向他学习。我要像他那样树立远大的志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四】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如果是老一辈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听了一定知道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吧!没错，我写的就是这个。
这部电影是小时候外婆买来的影碟上的，我非常喜欢看。故事的主人公是潘东子，年仅十岁的他一心想参加红军，这不仅因为他的爸爸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更因为潘冬子发誓要为被敌人残的妈妈报仇。怀着这个心愿，冬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险为游击队送盐、送信，并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磨练自己。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感觉，他是一个聪明、机智、冷静、沉着……的好孩子。他会在战斗中破坏吊桥以切断敌人警卫团的后路;他能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他可以宁愿自己少吃些盐，也要分给红军们吃;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还可以沉着机智地应付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砍了胡汉三，还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
他就是潘东子，一个随时被红星的光芒照耀着的孩子。电影中，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每当他遇到困难、做一些决定或者帮助红军的时候，他总会从兜里掏出一颗火红的五角星看一看，摸一摸，脸上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我想这颗红星应该是他的精神支柱吧!从他的言行上看来，他看见红星就如同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一般，也就是这颗红星给予了他力量、勇气和信心吧!
闪闪红星，红星闪闪。闪烁着革命光辉的点点滴滴，做为我们——一个少先队员，更应当有潘东子和其他如红星般闪亮的孩子们一样，至少也得有高尚的情操，懂得付出、奉献、理解、体谅、忍耐……
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五】
今天，我们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主人公——12岁的小男孩潘东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是：潘东子住的这个小镇本来很安宁，打自潘东子出生后，跑来个“白狗子”（日本兵）的同党——吴汗三。当时在延安的把这个小镇定为红军根据地。听说红军要来了，小镇的人们都盼望着能过上好日子，东子也参加了儿童团。在一次站岗中，潘东子发现吴汗三想溜走，就上去和他搏斗。瞧！东子是多么的勇敢啊！要是我肯定躲起来，不出声。小孩始终是小孩，东子没能斗得过吴汗三，还是让吴汗三这个坏蛋溜走了。不久，日本兵轰了过来，红军是越打越少，于是大部分红军北迁了，有一部分还留在山下，偏偏这时侯吴汗三回来了。为了送米、盐到山下给红军，东子用水把盐吸在衣服上……
小小的东子是那么的聪明，相比之下，我虽然聪明，但我全用在歪脑筋上了。东子站岗、放哨，给红军送粮食，为红军送情报，最后把吴汗三给了，他的这种为祖国事业而奋斗的精神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学习！他想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时刻想着他能为祖国做些什么。面对凶狠的日本兵和那刺刀，他没有退缩，勇敢地和敌人搏斗，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东子的这种精神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如今在和平的年代，虽不需要我们冲锋陷阵，但我们能做的还有许多，我们在学习上更不能退缩，在生活中也要勇敢地面对每一件事情。
东子真是位“小红军”。东子，你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生活中的偶像！
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六】
“红星闪闪放光芒，红星灿灿暖胸怀……”当《闪闪的红星》电影主题曲响起，我们全班同学都激动地跟着唱了起来。大家都为影片中的主人公——潘冬子，一位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小的男孩，跟敌人斗智斗勇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而高兴。
潘冬子从小就很聪明，有胆量。他在给红军送盐的时候，把盐化成水浸在衣服里，巧妙躲过了敌人的严厉盘查，最终，成功地把盐带上了山。他假意在白狗子的米店里工作，实际上是为红军获取情报，还告诉百姓们白狗子藏米的地方。胡汉三是个大坏蛋，欺负穷人，坏事做尽，潘冬子的妈妈为了掩护群众转移，受他的迫害而最后在烈火中壮烈牺牲！潘冬子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想办法解决了胡汉三，为民除害。最终，潘冬子如愿地加入了红军队伍，佩戴上闪闪的红星。
看电影过程中，我几度感动落泪，外婆也给我讲述了他们的年代吃不饱，穿不暖的真实经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都是革命先烈们用鲜和生命换来的。如今，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这种抗战精神，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传承。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抗疫过程中，全国的医护工作者自发前行，勇往直前，日以继夜地奋战在岗位上，将自己的生置之度外。这些医护工作人员，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英雄，他们就是我们心中最闪亮的红星。
我由衷地感谢你们。身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也要做一颗闪闪的红星，好好学习，掌握一身本领，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让我们的祖国妈妈更加繁荣昌盛！
五下语文写读后感作文450字【七】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