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作文【一】
基于对历史货币地理跨学科综合研究性质的认识，为促进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水平的提高，掌握必要的研究方法应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双重指导作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离不开正确的科学理论做指导，在这里我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起的指导作用应该是双重的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理论对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理论工作者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1]第二层涵义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货币金融理论虽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中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原理所揭示的商品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坚持走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发掘出土的货币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资料做基础，我国丰富的文献史料对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发掘具有明确出土地点的货币考古材料的面世，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陷，对增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有很大的作用。建立在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基础上的实地考察，则是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水平的又一提升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理应遵循历史地理学长期以来奉行的学科研究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野外实地考察的方法能够验证和补充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并最终将历史货币地理建立在更为坚实的综合基础上，同时为上述两项史料寻找迄今仍可能存在的直接可靠的证据。因此，实地考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应坚持走将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资料和野外实地考察三者相结合的研究道路。
最后，历史货币地理还要坚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领域与范围介于经济、地理、历史学之间，其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尽管是地理学的，但也离不开历史学、经济学的支撑和辅助，而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历史货币地理涉及到了地理地图、地理考察、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考古类型学、地层学、古文字学、地名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只有运用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才能解决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促使其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研究方法作文【二】
研究报告姓名：胡佳菁调查时间：2008年10月29日调查目的：寻找错别字、词，病句，不规范字体，用错的0标点资料来源：广告牌问题的提出：希望人们能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调查、分析与研究：
我和调查小组的成员们到公园里大街上调查广告牌。经过调查街上的一些商店，为了吸引顾客，有个性和赶时尚潮流，就把广告牌上的字乱改写或用谐音字词乱改成语等。
一些店面广告牌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把“依依不舍”写成了“衣衣不舍”，“依恋”写成了“衣恋”，“时尚”写成了“时裳”，“真功夫”写成了“蒸功夫”或“针功夫”，“娱乐圈”写成了“鱼乐圈”.......这些错误在街上已经是屡见不鲜!
据我们的调查和采访得知，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现在的人们，完全为了追赶时尚潮流，吸引更多的顾客来购物，所以才不管什么字体规不规范呀，用错字没有。还有就是店主故意写错，自作聪明地把偏旁去掉或用错。
改进措施：
1.店主应该在做广告牌的时候，想想每个字的音、形、意，再相比较，就应该会发现字与字之间的意思不同，就不会乱用了。
2.店主该考虑滥用错别字对下一代儿童的教育和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发生这种错误了。
感受：
现在的人们这样疯狂地奔时尚，赶潮流，就连祖先留给我们的字也不要了，亏那么多的老外还兴致勃勃地学中国的“方块字”，但中国人自己都不好好学习，可惜呀。
研究方法作文【三】
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就历史经济地理学而言，它不仅主要侧重于研究历史时期，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6]（p267）因此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传统和基础。而货币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那么以探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目的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理应对本属经济活动必然产物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有所涉及，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毫无疑问应从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列。就目前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空白地步，因此，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范畴，新领域。那么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一部分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应建立在前者之上，但同时后者也是从前者中推衍而生的；故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但所不同的是，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商品”，历史货币地理所揭示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历史经济地理所研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其研究对象更加具体明确。自货币产生以来，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各部门的生产都是围绕着分工和交换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货币经济各行业各部门和经济地域间的流通，起到了联接和纽带作用。不唯如此，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任何社会形态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启动源泉和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是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粘合的。[7]（p60）因此，马克思把货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8]（P133，3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货币地理在研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第一变量——货币的空间特征和货币经济的地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目的，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货币地理科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会在研究领域上开阔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野，而且还进一步涉及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货币，这无疑是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水平的深化和理论境界的巨大提升。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学两学科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都是以研究货币为主要内容。这里我所说的货币是特指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概念与钱币学中的钱币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态历史的科学，它是文物史的一部分；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历史，它是经济史的一部分。[9]（p48）古代数量众多的厌胜钱、冥币、纪念币等属于钱币学范畴，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特殊商品——货币，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
不仅如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还必须大量地吸取货币学特别是其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两者联系密切的又一表现。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较历史地理学的其它分支而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其中的货币学和货币史的成果，这不仅缘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货币本身是受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规律制约的，而且又由于货币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研究内涵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此外，历史时期货币的空间差异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相参照、相比较。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借助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的一般理论以及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经济史中的货币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肉联系。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研究的切人点各不相同。历史货币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及其流通的内涵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讨论对象；而货币学则反之，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主要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理论则研究如何将社会储蓄合理配置到具有竞争性的各种投资上，以取得最佳效率[10]（p1）。历史货币地理以研究货币在历史时期的空间条件下的流通状况背景对货币本身的影响，也就是探讨货币及其流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侧重，它所面对的是历史时期地域背景下的货币和探索货币的地理性问题。货币的地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货币在空间背景下的流通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准确说明货币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就必须侧重了解掌握各种地域背景条件下的货币的空间分布与流通状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其次，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史的研究在内涵上也有根本区别。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将货币史的研究内涵规定为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与信用机关四个部分，其中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是研究的重点。货币研究中又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研究史、钱币学三个领域。从彭先生所区分的货币史研究的具体内涵来看，货币史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货币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同一时段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差异，因而对货币在空间流通过程中与空间的联接关系缺乏分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则是把研究的重心定位于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空间货币分布和流通的研究，对地域间货币差异的分析，揭示出地域间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为实现当前货币经济的合理布局提供借鉴。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克服了货币史研究无法描述货币空间性的缺陷，是对货币史的补充、完善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尽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字学、货币学，货币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手段，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成果与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研究。
研究方法作文【四】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研究方法作文【五】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