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和启示作文【一】
《十二公民》影片开头，是某法律大学英美法补考模拟法庭现场，其实这一设定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司法制度。影片介绍了十二位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生活经历的公民围绕一起命案展开的关于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辩论。我认为，片名之所以叫做“十二公民”而非“十二陪审员”，是因为其实这十二个人并不全符合作为真正陪审员的条件。美国的陪审员制度对于陪审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和筛选体系。
一开始是初选。首先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联系的人不得入选。另外一些职业有可能产生思维倾向的，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等，也不能入选。此后其余的候选者还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审查，来删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心理倾向的候选人。
而影片中八号是检察官，六号是外科医生，而一直认为嫌疑人有罪的三号，则是一个与儿子有着重要矛盾的父亲，对于嫌疑人与父亲素有嫌隙这种情况易产生代入感，以致无法客观判断。这些都体现了影片中的陪审团与真正的陪审团的差异。
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八号陪审员通过两位证人的证词再结合老人自身的身体情况和居住环境还原案发现场，找到时间上的矛盾证明老人证词有误，证实了嫌疑人的无罪可能。而实际上影片主体也是各位陪审员对于证词的推敲，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改变了陪审员们的投票结果。
然而实际上，在美国，这一工作检方和辩方做的，相当于我国的原告与被告双方。影片中的两位证人应属于检方证人，那么辩方的责任就应是通过提问或出示其他证据检验证人及其证词的真实性，已达到辩护目的。这一过程叫听证。显然这又是中西司法制度中的又一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除了八号陪审员，其他十一个人都是在听取两段未经仔细审查的证词之后便轻易地相信了嫌疑人有罪。然而这种轻信，会使很多人遭受五号和九号陪审员同等的命运，就像五号说的“万分之一的错误，那对于一个当事人来说那是百分之百的灾难”，也像八号说的“所谓的百分之百，往往是我们四舍五入的结果，而真相往往是在那些小事里头”“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枪毙，这事不该吹毛求疵？”“关系到一个国家法律未来是否公正，不该吹毛求疵？”。
这就是司法公正的意义，也是法律工作的意义。我们的参与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法律必须是严谨的，吹毛求疵是身为一个法律人该有的态度。
收获和启示作文【二】
星期六，我和妹妹在图书馆参加了智慧大转盘活动。
智慧大转盘是两个人一组，我和小红一组。
有五轮比赛，每轮20分，总分最高的一组获胜。
第一轮比赛——写汉字，每组听写五个词语，每个词语4分。
我和小红出师不利，只得了一个最低分，4分。
但我不灰心，等着下一轮来转败为胜。
第二轮比赛是劳动。
每组要在40秒内夹满20个乒乓球，一个一分。
比赛即将开始，我和小红紧张地走到前边。
老师一声令下：“开始！”我们就尽最快的.速度夹起来，夹着夹着，我的头上出现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手也酸了，速度慢了下来，但我还是坚持夹着。
这时，老师说：“10，9，8，7，6，5，4，3，2，1，到！”老师数了数乒乓球，哈哈！刚好20个，耶！20分！
第三轮比赛很简单，是古诗词，考两句。
老师报前一句，我们写出后一句，每句10分。
比赛开始，老师微笑着说：“好雨知时节”，我们马上写出“当春乃发生”。
老师又说：“夜来风雨声”，我们立即写到“花落知多少”。
哦，太简单了，这些我们在学校里都背过默过。
我们很荣幸还是得了20分。
第四轮比赛你画我猜特别有意思。
一个人画画，另一个人猜画的是什么东西。
我根据老师的要求，画出了一头牛，小红很轻松地猜出来了。
我们又得了20分。
一轮又一轮……我们都认真地对待着，参与着，最后我们得了65分，但没有想到还有比我们分数高的小组。
虽然我们的分数不太理想，但我却在比赛中得到了快乐，还交了一个新朋友——小红，同时还收获了友谊。
收获和启示作文【三】
作为一部以对白驱动故事的极端电影，《十二公民》的完成难度可参考鲍比·奥斯廷在《看不见的剪辑》里的苦心揭秘：大师西德尼·吕美特当年如何在《十二怒汉》中将“轴线法则”玩疯，《十二公民》如今也同样面临这一挑战。令人惊喜的是，话剧导演徐昂不仅落实了一次极罕见的银幕实验，且在经典文本的本土化改造方面交出了一个示范级作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改编《十二怒汉》对中国影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在小成本室内群戏领域，《十二怒汉》与任何一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暴风雪山庄式文本都迥然不同，其封闭的推理格局，并不依附于一群虚构角色与一个神探，而植根于“陪审团”——这个只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法律规制。既然中国没有陪审团，那么你很难想象去设计一个合理理由，将12个男人圈进同一空间，进而蕴蓄一场滔天舌战。
《十二公民》最硬气的地方在于，它从未刻意规避“陪审团”这道天然屏障，而是创造性地让一群法学院学生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学分而投入到一场虚拟的陪审团辩论中。这种设定在很多人看来并非万无一失，但12位中国怒汉也确实因此拥有了与“老白男”类似的人设肌理。中国的大学生家长，多半属于社会中坚，阶层的差异化亦体现得最为明显。让这样一群男人面对一个关乎性命的真实案件，在视角上具备了多元化的开掘潜质。
案件还是当年那个案件，但《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的内在核心却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前者强调的是以一服众的法律体系的可贵，倾向于美国精神的礼赞式的回归；后者则着意突显出真相本身的价值，并以追寻真相的过程为载体，将当下中国的无数社会问题摆上台面。这群男人或虎视眈眈，或义愤填膺，或冷漠虚无，或脆弱敏感，但每个角色的功能却又不仅仅停留在为辩而辩的戏剧层面，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身后站着的每一类人的生存状态。从底层小生意人到地产大亨，从出租车司机到医院大夫，从存在感极低的保安到被人严重忽视的退休老头，各种百口莫辨、泣吐槽、相互挤兑，让凶手是谁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12个男人从各自的人生深渊爬出后，总结出了昭然若揭的社会真相。
《十二公民》超越普通翻拍片的另一明证，是它并未满足于将热门话题与角色的职业身份进行简单融合，我们看到的富商勾搭大学生女友、遭遇冤狱的“前科”男子、与校方艰难相处的小贩、憋尿拉活的司机、因生存危机而对外地人充满怨恨的土著等等，在片中都还只是构建讽刺与幽默的调味剂罢了，更加振聋发聩的，是编剧深谙人性，让这场辩论彻底摆脱了吐槽大会的嫌疑。譬如，经历过反右噩梦的老头，讲述的那个“忍一忍就过去了”的故事，为被嫌疑者争取基本权利提供了一次耐人寻味的声讨；而与儿子分崩离析的父亲，则用累积了多年的悔恨和痛苦，对被嫌疑者产生了报复性定罪，以被父亲的立场坚决站在了真相的对立面。这两个角色极大提升了全片厚度，让我们更加肯定这是一次成功的翻拍。
《十二公民》在剧本上的精彩改造，为演员提供了一次足够兴奋的表演机会。从群戏表演质量上看，舞台感相对较强，个别演员表现稍显夸张，但这并不影响整部影片的观赏性，韩童生扮演的老出租车司机，将一个背负个人秘密，深受内心折磨的父亲演绎得精确生动，当他伏案哭泣而最终缓缓举起右手时，每个人都想为他欢呼。相对而言，何冰扮演的“支点”人物，在这场推理风暴中并未贡献出让人惊喜的表现，我们对这位真理捍卫者的牵挂程度，远不及50多年前的亨利·方达。当然，《十二公民》一定是这个严肃电影最坏时代的最佳影片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导演勇气可嘉，而是他委实戳中了多数人的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