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作文望远镜【一】
语文作文望远镜【二】
在家里有一样我最心爱的礼物----天文望远镜，这是大伯伯给我的新年礼物，也是我十岁的`生日礼物，更是我盼望了五年的礼物。
那天，大伯伯给我送礼物时，我特别的高兴。他一边装一边给我介绍。原来，天文望远镜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个单管望远镜筒。镜筒中间是银白色的。两头是黑色的，装着镜片。前面大的镜头叫物镜。平时，上面还有一个盖子保护镜片，后面和镜筒成直角的是目镜。有趣的是镜筒上还有一个瞄准镜。它呀，不但使望远镜更漂亮了，还能帮助我更快地找到月亮和星星。第二部分是三脚架，将望远镜和三角架连在一起，粗一看还像一挺最新式的机关枪呢。我看着听着，不住地点头。
一连三天都是阴天，我急得直跺脚。好不容易第四天放晴了。晚上，爸爸小心翼翼地将望远镜搬到阳台上，我按照大伯伯教我的方法眯着眼，躬着腰，俯在镜头上看。啊，眼前终于出现了那又圆又亮的月亮，我仿佛看见在舞蹈的嫦娥！可惜不是夏天，天空中没有满天眨眼的星星。
我心爱的天文望远镜，它给我装上了“千里眼”，使我懂得更多的知识，给了我欢乐和美好的理想。
语文作文望远镜【三】
在一个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个甲虫家族，它们在森林里过得十分快乐，幸福。可是这里的甲虫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走出这个森林，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虽然有几个甲虫常试着走出去，但是它们不是老就是被天敌吃掉。
于是它们打算在森林里安居乐业，妄想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在这群甲虫里，有一只经常被人瞧不起的小甲虫，它对走出森林有着强烈的，可是父母不同意它的想法，阻止它去冒险，小甲虫也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小甲虫再也把持不住。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偷偷溜出了家门。小甲虫就这样展开了他的旅途。白天，它听着蝈蝈的歌声，闻着树脂的清香，踏着轻快的步伐前进。夜晚，它躺在树下，看着满天繁星似的萤火虫腄着了。可还没走几天，小甲虫便发现一个庞大的东西阻挡了它的去路。这是什么呀？小甲虫出于好奇，绕着这怪东西转了几圈。
只见这东西有它的十倍高，全身圆圆的，像一段竹筒，只不过一头大一头小罢了，两头还各有一幅镜片。小甲虫往大的那头一看：天啊！草怎么变得那么小。小甲虫害怕了，躲在石头下，最后还是壮起胆子往小的那头看了一眼：哎？它既然能看到几百米处的大树，连树枝都看得一清二楚。小甲虫高兴极了。它心想：既然能放大事物，看世界不也容易多了？于是，它请来了蜜蜂，把望远镜架到附近一棵高大的树上，又请鸟儿接来一块大木板，架起望远镜，一座‘望远镜台’形成了。小甲虫谢过它们，便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它看到了它从没看过的'景物。
挺拔的山峰，高楼耸立的城市，充满羊牛气息的牧场，及勤劳的人民。到了夜晚，它看了比以前大了一点的月亮，及满天璀璨的星辰……它还看到了自己的愿望。小甲虫慢慢的欣赏这个世界，它忽然意识到，世界是多么渺小，即使辽阔无边的宇宙也一样的。小甲虫就这样看了两天，它觉得心满意足，就回去告诉甲虫们，它们的愿望也可以实现。
语文作文望远镜【四】
由著名剧作家孟宪明撰写的长篇系列小说《双筒望远镜》，改编的少年系列电影《双筒望远镜》第一部——《兔子的朋友是乌龟》，于2015年11月20日，在中国教育出版网红领巾频道首页与各位观众见面。电影双筒望远镜生动的讲述了城乡孩子间真挚的友情。
该片由我国著名剧作家孟宪明同名获奖小说改编而成，并由国内著名导演李彧执导，孟宪明出任编剧。孟宪明告诉记者，《双筒望远镜》少年系列电影，是我国首部少年科技、励志的都市形象片。本系列每年拍两部，将拍摄20部，每部片长90分钟。首部影片《兔子的`朋友是乌龟》，计划拍摄20天。
故事讲述了农村孩子给城里孩子送来了两只兔子，城里孩子不会饲养，兔子生病了，孩子们只能把兔子送回山里。后来他们在山里意外地发现"UFO"的踪迹。在一只百年老龟的启发下，孩子们开始了一场探秘之旅……兔子与乌龟，亲情与友谊，感动的眼泪丰润了孩子们纯洁的心灵。
"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友谊的可贵，遇到困难要敢于担当。"孟宪明说，这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专为男孩子拍的电影，他认为现在的男孩子被家长过于溺爱，丧失了应有的勇敢和担当精神，他希望孩子们看了这部电影后，会变得机智、勇敢，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
语文作文望远镜【五】
80后正在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追求个性、自我、时尚，同时倾向于超前消费，追求物质享受。尽管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但对于未来的择业和收入预期，也有很多并不太实际的想法。面对这样一个消费群体，人们到底是喜是忧？这中间又有多少潜在的风险呢？
前一段，25岁的唐妮把她准备的情人节礼物炫出来——一小盒巧克力。同事们顿时大失所望：“就这个？”唐妮得意道：“这是独一无二的！”
唐妮说，这是她跑到一家人气超旺的手工巧克力店亲手做的，6小块，99元。其含义为“天长地久”！同事都笑起来。43岁的汤大姐说：“妮妮太好骗了，不就是把巧克力化了再冻起来吗，99元，都能买五六斤了！”
唐妮笑着不回应。她知道，再怎么解释，汤大姐都理解不了这盒巧克力里的含义，就像她永远不理解汤大姐对大卖场打折的热衷一样。80后跟上一代之间的消费观念代沟，宽得足够撑船。唐妮现在满心期待的，是男友的那份情人节礼物——白色掌上游戏机PSP。虽然男友刚刚研究生毕业，几乎没有储蓄，却毫不犹豫地刷卡买下了她心仪已久的PSP。
80后如今是最受商家欢迎和重视的新客户群。虽然有人给他们冠以“ATM世代”的称号——缺乏积累（Accumulation shorten）、乐于消费（Tingled on consumption）、不做计划（Making no plan），但无可否认，有全新消费主张的80后正成为中国的消费主力。
全新的消费主张：关键得看喜欢不喜欢
26岁的外企职员江南是公司里出名的“拼族”。用江南妈妈的话说，赚得不少，可惜，左手进右手出，全穿身上了。江南却表示，她并不是一味崇尚名牌的“败家女”，“不会傻到为了一个名牌商标去浪费汗钱，关键还得看喜欢不喜欢”。江南的衣柜里，既有攒了几个月工资买的限量版包包，也有她逛夜市或小店淘来的大量的便宜宝贝，而买单的唯一标准就是“喜欢”——有品位，有风格，不会跟同事“撞衫”。
27岁的萧俊亮同样在为他的“喜欢”心甘情愿地付出。任职IT公司的萧俊亮，平时日常开销并不大，和同事合住出租房，基本上在公司食堂吃饭，闲暇时间主要是上上网、打打游戏。萧俊亮最大的开支来自他铺满一桌的“兵人模型”。自从在一个朋友家里见识了一屋“兵模”后，喜欢看军事杂志、看战斗大片的萧俊亮就一头扎进了军事模型世界。“兵模”价格不菲，一个经典系列的小模型，售价就高达数百元。但萧俊亮花起这个钱来，丝毫不心疼，有时候淘到绝版模型了，还特别有成就感。
“瞎浪费！”萧俊亮的爸爸一说起儿子的这个兴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始终无法理解，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玩具，花那么多钱收集起来有什么意义。
80后的消费主张，是上一代人无法理解的。他们的消费准则并不一定有明确目的和实用意义，而是基于主观的喜好。“喜欢”，正成为80后越来越主要的消费冲动。
膨胀的`消费：把消费作为赚钱的动力
据零点公司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已经工作的80后，其月生活支出是所有人群中最高的。
唐妮所在的办公室里，她就是远远领先于老同志们的消费大军。单说日常支出，交通，唐妮比汤大姐多出好几百元打车费；饮食，汤大姐走菜市场路线，唐妮时不时要下个馆子、泡泡吧。更不用说唐妮那些五花八门的消费了：健身、唱K、玩游戏、旅游……
江南也是“消费论”的拥护者。她无法认同父辈那种拿了工资就存银行，看着存折数字变大兴高采烈的消费态度。“攒能攒多少呢，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工作的，工资本身就不高的，攒半天钱，结果房价一涨，还是啥都买不起。”
江南更喜欢用消费来作为自己赚钱的动力。比如，为了攒下圣诞节泰国游的费用，她会义无反顾地接了那个难啃的项目，整个12月都一头扎在公司里，不休息一天。等到躺在异国的五星级酒店，享受精致的SPA时，江南觉得满意极了，坦言：“如果攒再多钱都不花，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巨大的消费市场：商家紧盯2.8亿80后
零点公司的相关分析认为，“独生子女的资源操纵与话语优势”、“市场经济的影响”、“大众传媒与商业发育对于流行文化的推崇”等，都使得80后的消费不断膨胀。“虽然在80后中，‘月光族’总体来看是少数，但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在经济可承受的基础上，主动消费的意识都比较强。”他们崇尚于“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钱挣来就是为了花的”的理念，希望尽可能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服务。
中青报调查的相关数据显示，针对消费观念，“坚信钱是赚出来的，不是攒出来的”就以15.1％的比例高居榜首。“时尚流行的”、“网络的、娱乐的、电子的”、“没见过的、新鲜好玩的”……这些选项都以较高的比例，在80后的消费意愿调查中名列前茅。
语文作文望远镜【六】
我家的客厅里摆着一个天文望远镜，它是姑姑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个望远镜是紫蓝色的，支架像三支大铅笔，支架中间有一个盘子。望远镜主镜筒的外观酷似火箭筒。在主镜筒的旁边有一个寻星镜，不知为什么用它看出来的影像总是倒着的。在寻星镜对面，有一个带环的杆子，这根杆子很像一个螺丝，它的作用是控制上下移动，将环向顺时针方向转是往下，向逆时针方向转是往上。
只要是有月亮或星星的夜晚，爸爸就会拿着望远镜到阳台上帮我和弟弟寻找星星的方位。有了望远镜，我知道了一些新知识。有一天，我正在看电视，爸爸突然说：“快来看月亮！”我激动地跑过去，凑到望远镜上一看，发现月亮的轮廓上全是环形山。我又指着离月亮最近的一颗星星问：“看看这颗星星，是什么星星？”爸爸说：“这是土星，我们可以调整方位去瞧瞧。”在爸爸的帮助下，我们调整了方位，由于天气不是很好，我只看到了土星隐隐约约的光环。
我希望我的望远镜朋友能教我更多的知识，看到水星、火星、木星、天王星等天体的真容。
语文作文望远镜【七】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