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生活中无处不存在差异,小到钟表与指南针的指针工作的不同,又如人与人之间特长的不同,大到不同地区文化上的隔阂,无一不是差异的体现。而人们往往会因这些不同产生争执,甚至爆发冲突,可此时,我们应该思考,差异应当被歧视吗?没有了一些差异,世界便能更好的运转吗?我想不然。
首先,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钟表与指南针,自诞生就是为不同的用途所设计;人与人有不同的天赋,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自然各有千秋;而文化间的差异,更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地域不同,条件不同,风俗也随之变化。这些差异都是自然产生。便也不分高下了。因此。差异理应被尊重。
然而,这些差异是否有益呢?
通常来讲,不同将发挥不同的作用。时钟与指南针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其中,时钟作为人类衡量时间的尺度,被沿用至今,而指南针为人指引方向,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作用。而他们的差异所在——指针的工作方式,却是它们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几百年前的英国,一群教徒被主流教派的人视作异端,不得以乘坐“五月花号”船逃至海上,来到美洲这个新大陆上居住,在此生活,便发展成最初的美国,此举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由此可见,差异的确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有时,差异甚至标志着进步。几个世纪前的欧洲宗教掌控着权利,人们坚信着君权神授。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涌现:人们不再专注于神,是关注人自身的自由。这虽与当时的观念相去甚远,但他促成了文艺复兴,推动了文明发展。
历史的长河总是伴随着前进的浪花,在此之中,差异的出现也不曾落幕。我们应当正视并尊重差异,考虑他曾带来的深远影响。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合集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大千世界,事物间的差距总是有的,所以每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万物之间具有差异,这世界才显得多姿多彩。
差异,可以绽放异彩,共享和谐之美。春秋战国可谓中国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和,孕育了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深远。诸子百家相继推出自家的学说,丰富的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学说的“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强调了爱惜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尚贤”、“节葬”等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力图建立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使老有所终、病有所医。而道家老子的反辩法更是显示了其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老子给人的感觉是一位低头沉思的哲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等富有哲理的话开创了中国哲学先河。试想,战国时期若无诸子,若无百家,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单调乏味。少了百家思想的碰撞,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有何可道?
差异,可以展现个性,为成功打造平台。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不存在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著名艺术家达芬奇小时在课堂上画的鸡蛋,无论经他怎么样的修改,都不可能把两只鸡蛋画得一模一样。当时,他并不执著追求那个所谓的一致性,而是尊重自己的个性想法,尊重差异。试想,如果达芬奇当初执著于鸡蛋的画法的一致,不再追求差异,也许就不会有那享誉世界的《蒙娜丽莎》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所有的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有的需要作出改变。名震京华的梅兰芳出演的《霸王别姬》轰动京城,但是却有一位老人为之极度生怒。梅兰芳得知后并不生气而寻到老人家问其何因。老者告诉他,他舞的是男性的剑法,与*美人的身份不相称。梅兰芳立即拜老者为师,在老者的指导下他的剑法学得惟妙惟肖。他的表演更是锦上添花,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一个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我们尊重差异,理解个性,促进世界文化繁荣,辩证地看待差异,博采众长,方能共享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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