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我常困惑: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据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这事似乎容易解决,因为只要“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和“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便好了。简言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叶圣陶先生主张,“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笔下就怎样写”,“语文一致”。两位大师从根本上点出说话和作文是一回的事。具体说来,人为什么要说话呢?因为心里有想法,有看法,要告诉别人。那人又为何而作文呢?卡夫卡说:“我有一种写的冲动。”试想一下,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名著,难道他们也都是领导甚至和某部门签约后才让写的吗?人要作文,也是因为得到什么见闻,产生什么想法,要急于告诉别人一一这就是“一种写的冲动”。弗洛伊德把它归纳为潜意识,并且锁定它是创作的动力。清代诗人黄遵宪云:“我手写我口”,也道出了说话和作文的密切关系。
说和写是一回事,都是表达说话人和写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印象、感受和看法。但为什么实际操作中,我们会觉得说话容易而作文难呢?这是因为,说和写是“一回事”的同时,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两者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说话用的是口头语言,它有声无形,很随意,说完了就消失了,作文用的是书面语言,它有形无声,写出来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甚至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并且它们还传遍世界各地,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所以,写作者更不能随意乱写,、要讲究一定的分寸,遵循一定的准则,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正如我们自家人吃饭和请客吃饭不一样,前者可以随便弄一两个菜,可以不摆桌,随意端着饭碗边散步边吃饭,唯求吃饱就行;而后者,一定要讲究饭菜的优劣,一定体面地围桌而坐,更不能随意走着吃。这都是作为社会人要承担一定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需要。正如周作人所云:“我写的文章和在讲坛里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不愿误人子弟。”
说话表达清楚明白皆可,但作文除此,更求表达的艺术效果。立意高远、耐人寻味、章法巧妙、词藻优美、形象生动、言简意骇等等术语都是用来规范作文的。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也是针对作文而提的。作文比说话难就在这里,此外,尚有一种说法,是说说比写易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练习的时间大不一样。我们没上学之前,就懂得说话,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但究竟还不能作文。上了学,就算每学期练写作十篇,总共也就几十篇近百篇,和每日多次张嘴说话比,动笔练习的机会的确太少了。这说明,写比说难不是写的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们提倡精读大量名著,养成作和写的习惯,日常勤练笔,好文章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增至大学生,经过多年的练笔,许多人不也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这也不正说明作文是不难学会的吗?
说与写相比,有时写还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譬如同学聚会,每个人都要即兴演讲,你没有准备,心里慌,只说了几个字便作罢,或讲得无头无尾,没条没理,一定达不到说话的效果。怎么办呢?难道你会挽留大家,说你可以再来一遍?君子一言,岂驷马能追?讲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是很难原样收回的。倘若先前写好了一篇稿子,情况就不同了,写的好处就在这里。想想,完成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列提纲,一段又一段地充实内容,可以查阅资料,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了,再拿去请教别人;有不足之处,仍可以商量和修改。
作文这东西,越往里学越尝到甜头,也越觉得它博大精深,也越难于攻关。比如打跳棋,你为自己辟道路,可对手又处处设卡设陷阱,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突然能一棋跳到顶,甚至拿了赢局,那是多令人高兴的事。试想,若没有对手干扰,或他索性说:“算你行,我不动了,你跳吧”,那还有何意思呢?这和我们跟别人吵架时说“算你厉害了,你有理了,我输了不就行了吗”有何异呢?作文也是这个道理,困难不小,又学无止境,关键要知难而进,尽管赢不了它,但跟她“吵”到底还是有益的。
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人把嘴巴的功能的次序颠倒了,嘴巴的第一功能本来应该是吃饭功能,然后才是说话功能,至于这两个功能的先后顺序我想是毫无疑问的,能有不吃饭而成天喋喋不休的人吗?没有;能有不吃饭就能侃侃而谈而且激情昂扬的人吗?没有;可见,吃饭是嘴巴的第一功能应该毫无疑问的了。然而,颠倒过来以后的嘴巴功能变成了什么,傻子都会明白,第一是说话,第二才是吃饭。颠倒过来的次序似乎有精神主义者的高尚之誉,不像我的观点容易落得个物质主义的庸俗之辈。然而我们都是容易上当的人,因为我们人类最大一个缺点就是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害人不浅。本来自己要活着,就先要吃饭,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却因为有了虚荣心的支配容易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于是就有了大多数的共识:那就是说话在先,吃饭在后。对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老祖先就留下很多:“祸从口出”,“静坐莫论他人非”,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就张贴着一幅“莫谈国事”的标语。可见,说话问题着实在先,因为你的嘴巴说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吃饭问题。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也谈的是说话问题,故事讲得是一个富人家里添了孩子,满月之际,亲朋好友都拿着礼物前去祝贺,其间,大家都说了吉祥祝福的话,无非是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然而很不幸的是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却说了一句:“这个孩子将来是要的。”结果就遭到了众人的谴责,主人也把他轰了出去。故事完了,鲁迅先生总结说:说孩子要的倒是真话,因为还从来没有见过不的人,倘若有,那地球上早都站满了人。而说孩子“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的虽然好听,但是就不一定说的是真话。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那样的好运。然而事实上说话的结果呢?说真话倒被赶出家门,没得吃上主人备上的宴席;而说假话的呢?却成为主人的座上客。这个故事倒是非常经典,也能够充分为人们说明嘴巴的功能:不能不是说话在先,吃饭在后,因为倘若不会说话,连得饭都吃不上。可见老祖先的经典言论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倘若为了吃饭而说话,说一些假话,奉承话,讨好话,谄媚话,动听话,这于听话的人而言,也就不见得有多受用,甚至还要因为这样的话而被“捧”。《乌鸦和狐狸》的故事大概连几岁的小孩都知道,狐狸说的话好听不好听,自然很好听;乌鸦的歌声美不美,自然不美;但是受骗的乌鸦还是喜欢听这样的话,结果他一张嘴巴,嘴里的.肉就掉到狐狸的嘴巴里了。这个故事讽喻的道理很浅显,讲假话的狐狸骗到了美味,喜欢听假话的乌鸦反而受到了愚弄。原来为了吃饭而说的话不见的都是“真话”,这于听着的乌鸦而言是有大教训的。如果乌鸦仅仅是只有一口肉,受到欺骗后也许就能马上明白狐狸的险恶用心,以后不再上当听狐狸的假话;然而倘若乌鸦有很多肉,就不一定在乎,说不定自己一高兴,还会专门到家里再衔来一口肉赏赐说假话的狐狸。可见,说假话终究是为了吃饭,而为了吃饭说的话就不一定是真话了。
然而我们终有不为吃饭而说假话的仁人志士,这些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强大,为了自己民族的复兴,敢于趟真言,揭时弊,以笔为剑,直刺丑恶的咽喉。他们的文章或为匕首,或为投枪,或为手术刀,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他们,和那些说假话混饭吃或者只要不说话就能有饭吃的人像比较而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他们因为说真话不仅丢掉了饭碗,甚且有的丢掉了性命,但是他们为人民而言,为国家而言的精神却永远被人民深深地记住,他们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丰碑,成为民族的良心。
倘得社会的进步,就不能不说真话;倘得民族的振兴,就不能不听真话。还是回到开始的议题,嘴巴的功能就是一是吃饭,二是说话;而不是一是说话,二是吃饭。如果坚持一是说话,二是吃饭的认识,难免要惹上说话是为了吃饭的嫌疑的。倘若有的饭吃,有的话说,说了真话还受到欢迎,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了。
狡猾的狐狸远远跟踪在后边。它来到兔子的家门口,见门紧紧地关着,就侧耳听起屋里的动静。这时,从门缝传出兔妈妈柔和而感激的声音:“亲爱的孩子们,今天,我被狐狸先生逮住了。我说,请您看在我三个小宝宝的份上,放我回家吧!狐狸先生十分仁慈,它可怜你们这些小生命,不但没伤害我,还催我快点回家照管你们呢!”三个小灰兔听了,连声感激和称赞说:“狐狸先生真好哇!”狐狸听到这里,心里喜滋滋的,推门就往里闯!不曾想,他头大门小,头被门框撞了一个大青包!狐狸十分恼火,正要发脾气。这时,兔妈妈听见有人敲门,就问:“谁呀?”狡猾的狐狸听见兔妈妈柔和的问话后,立即镇静下来,用一种十分关切的.口吻说:“我呀。我来探望您可爱的小宝宝来了!”兔妈妈很是高兴,连声说:“啊,是仁慈的狐狸先生啊!快请进!”狐狸一边揉着脑门上的大青包,一边急得无可奈何地说:“亲爱的兔妈妈,我的心地是世界上最最善良的!这一点您已经知道了。我本想立即就来到您的身旁,看看您那天真可爱的小宝宝,可是我的个子太大,我进不去呀!您还是快把小宝宝领出来,让我好好地瞧瞧吧!”兔妈妈赶快给孩子整理衣服,一边连声回答:“好,好!请您稍微等一等,我马上就出来!”很快,兔妈妈领着三只天真活泼的小灰兔,亲亲热热地蹦出来了。就在它们离开大门的一刹那,凶残而又狡猾的狐狸往门口一坐,厉声说道:“对不起,我原先放走你们一只,目的是为了得到你们四只!你们这些头脑简单、只配做鱼肉的小傻瓜,早就该是我的口中食了!”说着,向兔妈妈和三只天真无辜的小灰兔扑过去。
兔妈妈在她即将断气的时候,无限懊悔地说:“我真是活该,谁叫我这样轻信狡滑而又凶残的狐狸的鬼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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