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的人的表现不仅仅是表露在机场,飞机上,他们的一言一行,也会影响她们个人的发展。经济实力处于优势的人,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物质充沛,生活丰富而松懈下来,而是借助他们拥有这些实力来令自己变得更加知识渊博,更加强大。而经济实力处于劣势的人,或许是因为羡慕嫉妒经济实力强的人,或许是自暴自弃,自甘落后于别人的人,而令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大众化。处于高位置的人,这么努力拼搏,他们不仅是拥有财富,地位,而且拥有的是更美好的未来。处于低位置的人,难道不会因为羡慕嫉妒他们的成就而另自己从此开始变得更加奋斗拼搏?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一颗拼搏的心。
因为教师曾经做出一个这样的实验。一位学习态度极差,无心上学的学生被调到一个学习氛围浓厚的班级里,老师对该名学生一视同仁对待,周边的同学不断认真努力学习,最终,这位同学的`学习态度改变了,也像班里的同学一样,正努力学习。其改变的原因是所处的位置而改变了他。位置影响了她对学习的认知,也影响了他个人的行为,能约束好个人的行为,是对他改变个人对学习的看法的重要因素。
处于高位置的人会更加努力,处于低位置的人却不会这么努力,他们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心态。拥有一颗好的心态,是促使他们能走向成功的道路的重要原因,拥有一颗缺乏自信的心态,总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总认为自己是差的人,他们,或许能成功,或许会失败。拥有一颗良好的心态,无论位置高低,无论实力强弱,都做令自己实现梦想的目标,努力奋斗吧!
位置影响人的行为,位置影响人的发展,位置影响人的成就,位置影响人的一生。
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
首先,新世纪十年意味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及其无孔不入的渗透。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的高度发展带给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剧烈,其触角伸向生活的方面之广泛。这令人欣喜也令人焦虑。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自行车时代跳进了汽车时代,继而要跳进高铁时代。小汽车销量的惊人,动车的提速,高速公路的密布,地铁的扩线,资讯的发达,手机的流行,网络的无所不在,都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时空观,人与人在身体的移动和信息的交流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自然这不包括边远的穷困地区。高科技创造出大量新物质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人们旋即发现,与此同时,世界的丰富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复制化,克隆化现象越来越多了。仅就城市生活而言,大家住在大同小异的楼盘小区里,或为按揭焦虑,或为择校操心。人们走进货品几乎完全相同的超市购物,晚上搜索机顶盒,观看同样的谍战剧或抗战剧,看到手机上交换来的段子发出同样的笑声,平时看最流行的官场小说和悬疑小说消遣。土特产的概念快要消失了,方言成了某个地域人们最后的精神堡垒,人们说着方言如同互相取暖,验证各自存在的真实性,除了气候的不同,各个城市之间还能剩下多少不同呢……
于是,人们突然感到,不但地球村变小了,往昔被认为还算广大的中国也骤然变小了。与高度便捷相联系的是人的极大的不自由状态。据说,最先进手机的持有者虽然顾盼自雄,但他的行踪包括他此时此刻在哪条街道哪个房间,卫星定位早就一目了然。到处是电子眼,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人哪,在高科技的眼皮底下,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科学好像在彻底颠覆古典的以信仰和仁义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人好像忽然失去了道德的保护;在文学领域,科学也在极大地改变着作家的创作心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都与现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科技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带来的所有幸与不幸、快乐与郁闷,对精神的失望抑或对物质的依赖,现在或将来,都会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郑振铎的这套书写于1930年代,所以整体上,有着明显的时代感,措辞、情绪,生发着“五四”后的感觉,用词新颖又古典,不经意地流露着除旧迎新的热烈,不太同于现代的书写方式。
上卷读完,极能感受到“郑氏风格”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有的文学史的写作是多人完成的,可能体例纷杂不统一,而一个人完成的作品会明显带有个人风格,体现个人学识态度。是的,透过他这本书,感受很深。
不知别人写文学史是否都会如此布置,但郑振铎的铺陈实在是过于全面摊开了,基本上是按人来一个个陈述,此人生平,代表词句,有名的人多说点,没什么名气的三两句带过,一个一个又一个人地这么平铺直叙着,颇有堆砌之感,看久了,会觉得累,觉得这些人都差不多,各人的代表性词句也都差不多的样子,作者怎么也不嫌累,还是在絮絮地介绍着。
但他并不是无自己喜好的,遇到喜爱的作家和文体风格,一连串的排比倾泻而下,反复比喻,言辞轻快,喜爱之情满溢而出。他是抒情的、个人化的,能感受到他对陶渊明、杜甫、新乐府、变文等作者和形式的喜爱,比如他单拎出杜甫成一个小章节,详写他的遭际和不同时期的诗,在别的作者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比如他用了快一页的奔腾不息的各种新奇美好比喻来表现新乐府的清新自然,滔滔不绝不加修整的情感铺面而来。这些时候的他是从漫无边际的陈列里蹦跳出来歌唱着的。
对大大小小诗人、词人、文章作者和作品,历来有很多的评论集囊括点评,所以郑振铎几乎是博采古代的评论来评价一个人,左一句诗品右一句诗话,文白夹杂,细碎分裂,而不是全然地出于他自己的感想。可以看得出他很下工夫,搜集了不同朝代的人的评述相互参照,当然,有时他也会对前人的定论持不同意见,直言他自己的见解。
只是,述那么多作者的生平,他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凝结史书记载的“官位变迁”,三两句讲完一个人都做了哪些官,卒于什么官位和地方,什么谥号,有的会摘一点逸事趣闻讲一下。遇到一大串不太有名的作者,每个人都这么讲,连篇累牍的,读过以后,满脑子都是“著作郎、知制诰、吏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编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一点都不文学,也不具美感。只能说,古代的文人作者大都是官僚体系内的,但实在看不出把他们的'官位罗列一遍的必要。
虽是吐槽,不过还是很惊叹郑振铎的博学与深厚造诣,他能将不同典籍不同的人诗句、评论信手拈来,将中外的文学历程随心作对比,还费心搜集了一些插图作参照,信息量很大,对于我这个不熟悉文学史的人来说,那么多的没听说过的古代作者的出现,让人发觉在文学的世界里,存在更多的其实是不知名的人物,这让文学史看起来更真实丰腴。
在郑振铎写这本书的年代,战火已起,或是出于强烈的感同身受,他在叙述那些亡国、流亡的作者写的诗词文章时,格外着力,细推和同情他们的飘零之感,如他所述,本书成书不易,他以及友人已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这无知小辈这样随意点评他的心之作当是有愧,这份盛在青瓷碗里食材丰富但有点寡味的“羹汤”,已是他能飨客的最宝贵的珍馐了。感佩之极。
这个假期,我有幸从图书馆借阅了林庚先生著的《中国文学简史》一书。此书近六百页,从史前的诗歌说起,一直讲到近代新文学的曙光。伴随五千年的朝代更迭,中国文学经历了民歌、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文学体裁的演进。我在布满荆棘,十分曲折甚至混乱的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文学的辉煌和深厚,更加体会到那个隐含的规律——诗人不幸诗家幸,即凡是国难当头或是官场不平的时候,文学创作往往会出现高潮,优秀作品批量问世;安定之时倾向于追求程式化写作,没有创新。
幸福的人大都相似,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寒士文学中,屈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爱国、与封建贵族阶级坚决斗争的榜样。司马迁、陶渊明、阮籍、嵇康、左思、李白、杜甫、白居易、顾炎武等等,他们遭遇了生活中种种的苦难,这些寒士为无法实现自己理想而在文学作品中长啸、感叹、抒怀、落泪。李白是其中最富有反抗性的,又是最乐观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信念通过他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的诗歌中体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情景恐怕也只有李白能想得出来吧!比如杜甫,在他沉郁顿挫的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盛唐时期终结的惋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比如没落的世家后代曹雪芹写出了千古奇文《红楼梦》,把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带到深刻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四大经典名著,为世人传诵。这些优秀作品无不在逆境中破壳而出,在沉寂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劈过一声惊雷。
以前我对这套书是不以为然的,认为里面肯定很多陈旧的模式化思想。因为欧丽娟老师的几次提及,我觉得或许里面有不少可取之处。故阅读。
这套书在评价储光羲的田园诗《田家即事》时,认为前半段朴素真切,但对后半段里“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的“恻隐”之心,却认为是很无聊。在后面更是指出储光羲为了子孙广田圃,是庸俗的地主意识。
起初,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发笑了。这也能评价无聊不无聊,不过就是把自己筐子里的东西全给田乌吃了呗。
但转念一想,这当真是完完全全的恻隐之心吗?恐怕未然,恐怕有一部分的是出于储光羲自己的田园之趣。他要是用白描手法写自己的这一行为,不加“恻隐”这两字为自己解释,或许不会招来非议吧。
再一想,那个年代的编写者们,条件远远不如我们现在。然后我又想起小时候,家里人是不准我剩米饭的,甚至吓唬我说要剩几颗米就要掉几根头发,长大以后就是个大秃子。是勤俭美德吗?或许是。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物质条件真的不好。更远以前的60年代呢?恐怕编写者们是极其可惜那一大筐喂了田乌的粮食的,若是给人,那或许就少了个人挨饿的一餐。他们在心痛一千多年前的那一筐子粮食。
仍有些好笑,但却也令人心酸。他们希望的是人人有饭吃,不挨饿,不要有少数人的剥削和浪费来加剧普通人民的生活艰辛。
看到大家的打分都挺低的,我想写下这篇书评。或许没有多少价值,甚至还会觉得我在小题大做,但还是想为过去条件远不如我们的编写者们说一两句话。
这本书中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没必要拘泥于那些令你反感的模式化的政治术语。
借用欧丽娟老师的一句话:遗忘和误解,远比尊重和了解容易得多。
这个假期,我有幸从首都图书馆借阅了林庚老先生着的《中国文学简史》一书。此书近六百页,从史前的诗歌说起一直讲到近代新文学的曙光。伴随五千年的朝代更迭,战火不断,中国文学也走过了从最初的民歌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布满荆棘,十分曲折甚至混乱。但是我从中似乎找到了一个隐含的规律:凡是国难当头或是官场不平的时候,文学创作往往会出现高潮,优秀作品批量问世;安定之时倾向于追求程式化写作,没有创新。逆境使人图强,顺境使人堕落。
寒士文学中,屈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爱国、与封建贵族阶级坚决斗争的榜样。司马迁、陶渊明、阮籍、嵇康、左思、李白、杜甫、白居易、顾炎武等等……幸福的人大都相似,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他们遭遇了生活中种种的苦难,这些寒士为无法实现自己理想而在文学作品中长啸、感叹、抒怀、落泪。李白是其中最富有反抗性的,又是最乐观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信念通过他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的诗歌中体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情景恐怕也只有李白能想得出来吧!比如杜甫,在他沉郁顿挫的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盛唐时期终结的惋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比如没落的世家后代曹雪芹写出了千古奇文,把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带到深刻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四大经典名著,为世人传诵。这些优秀作品无不在逆境中破壳而出,在沉寂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劈过一声惊雷。
从另一方面看,文章憎命达,政治环境好转,好的文章就不多见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宋朝为了抑制军阀势力滋长,广泛吸取文人参与政治,是历朝最重用文人的,寒士的政治抱负实现。整个封建社会乃日益表现为生活上的趋于暮气,文化阶层的走向因循保守,整个朝政笼罩在得过且过、苟且偷生的气氛中,艺术趣味崇尚枯槁老境。于是,韩柳的古文运动也就来得顺理成章,更讲求全面罗列、铺陈,让文章重回古时,文章的赋化趋势再现。顺境使人追求安逸从而堕落。
中国历来就有居安思危的故事,《孟子》中的“生于忧患,于安乐”,勾践灭吴的故事成为经典。“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纵观文坛三千载,逆境使人图强,顺境使人堕落屡屡得到印证。如今,在现代社会中的安定也容易让我们在飞速增长的GDP中安乐而,只有时刻保持危机感,能够自我发现危机和不足,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
围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在城外的人想进来,这便是“围城”。这是《围城》中关于人生的论述,《围城》没有哲学上生硬的说教,而是将哲理还原为生活。
小说导读部分有这样的话:“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点说,是本睿智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在哈哈大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者何以竟能做到这一步。”作者对人世和人性的洞察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对人心已经窥探得一览无余。读着《围城》,既能刺着痛处又能挠着痒处,于是我在麻痹中被吸引了。
本书主人公方鸿渐是个留学生,家境中等偏好,于是便有了些公子哥儿脾气。那时候,出国留学已是中国的一大特色,留学生太多。物以稀为贵,留学生这样多已经不值钱,似乎连质量也大打折扣,远不如詹天佑们。方鸿渐虽无蛮横无理的脾性,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却是个平庸的人。他志大才疏,常满腹牢,也爱自吹自擂。这样的人经历了的艰难,婚姻的困惑,终于明白了:围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在城外的想进来。这就是人生的特点。
一本优秀的小说是包罗万象的,无论是谁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就在方鸿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似乎是志大才疏,放假时总是无所事事,爱好太多但都不精深,我就是生活中的方鸿渐。我想生活中的方鸿渐还不止我一人。《围城》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九个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立墓。”我也要让现在的自己掉,让方鸿渐的灵魂从我身上撤走,把掉的自己埋葬,立碑立墓,不用来悼念,而用来警示,让活着的自己活得更好。我会放弃自己的懒惰和自卑,重拾勤奋与自信。
《围城》中阐述的论点,不得不让人深思,人们一开始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然而当努力争取到了以后却已厌倦,不能适应它。所以除了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选择外,还要坚持下去,适应下去,包容下去。
《围城》就像一位智者,我们能从他那儿学到很多很多。
© 2022 zuowencangku.com,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