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霖是我们班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生。他一生下来就患了轻微的脑瘫,手脚没什么力气,智力跟四五岁的孩子差不多。但同学们从不嫌弃他,经常帮助他,十分关心他。
那天下午下着小雨,我打着伞正往家赶。突然,看见我的同学包智文和应沁拉着陈彦霖的手一起走着。我赶紧追上去,好奇地问:“你们家跟陈彦霖不在一个方向,怎么一起走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送陈彦霖回家。”
我心里微微一动,陈彦霖的家与我家在一个方向,又离得很近,我……想到这里,我对他们说:“让我送他回家吧!”他们听了,似乎有点不放心。我拍着胸脯说:“放心吧!我保证把他安全送回家!”他们俩相互看了看,点点头,再三叮嘱我:“你可不能开玩笑哦!一定要送到他家楼下哈!”说完就把陈彦霖交给了我。
我一手拉着陈彦霖,一手打着伞,和他并肩走着。由于他比我高出半个头,手脚又没有力气,走路时,几乎是我拖着他走,所以非常吃力。一会儿工夫,我举伞的手也又酸又软了。于是,我丢开陈彦霖的手,说:“陈彦霖,你自己走,不拽着我,好吗?”可他哪里听得进去,非拽着我的胳膊,还说:“哥哥,我喜欢拉着你走。”我假装责怪他:“还叫我哥哥,你看你比我高多少哇?”“嘿嘿——————”他极不协调地蹦跳着,还傻乎乎地笑着。看着他那单纯天真的样子,我咬着牙,拉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我一路拉拉扯扯,跌跌撞撞,终于把他送到了家。
那天,我比平时回家晚,但我感受到了给予的快乐。
只有晕车的人才了解我的痛苦——我欲哭无泪,咽喉被堵住了,却好像随时都有东西要喷涌出来!话说,上次搭公车就吐了一身“牛奶派”,我愈想愈恶心……
我竟有这样的念头:下车走路回家。
公车行驶到这里大概也就五分之一的路程,这意味我还有大概十六公里的路要走!
我也真是疯了,跟阿涛、阿泳说了声之后,就独自下了车,很无奈又很毅然。可幸的是,我下车后呼吸了一阵新鲜空气,整个人就精神起来。当然,我立刻后悔了,完全后悔自己下了车,但也不好意思回去——刚才是我请司机临时停车的。
我开始走了,或者说是小跑。
老天这是和我开起了玩笑,竟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况且我是没有雨具的。我只得祈祷着雨不要太大,不过这时我反而放慢了脚步,或许是累了,总之淡定了许多。我发现自己有幸观赏平时不注意的`路景。
天渐渐暗下来,不过雨不大,我也毫不恐惧地继续走着,但我不知道这份淡定能维持多久。
“弟啊,你哪人?”一位开车的伯伯停了下来。
“东凤。”
“啊?那你怎么走这个方向?”他明显听错了。
“我东凤的。”
“哦,东凤的……我载你一程吧,你上车吧。”
“不用了,伯伯,我就是因为晕车才走路的。”
“天都这么晚了。”
“没事,我有叫人来接我。”
我向他道谢,然后他就开车走了。原来,这个世界依然存在淳朴善良的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这个曾经让我失望的社会又重现阳光。
他的车渐渐远了……
再见到单婕雅是在镇里的电影院里,我们捧着大杯的芬达坐在那里等电影开场。
她一见到我便急着用有些难过的语气问我,带着孩子特有的幼稚,“我是不是比以前胖了好多好多”,我有些局促,只是敷衍着说,“不知道,还可以吧,似乎没有特别胖呀”她的神情却因为我的话更加低落了几分,好像我说“胖了”她还会开心些似的,我想到若是小学的我肯定会直白地告诉她“真胖呀!”心里也有些堵,笑容亦尴尬了几分。她抬头定定地看我,顿了一下,很落寞的语气,“兴兴姐姐,你变了好多啊。”我笑着说,“是呀,都四五年没见了嘛”她却像小时候一样皱起浓黑的眉头,极认真地说“是四年,你六年级毕业走了,我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斯洛伐克,是四年。”
我有些惶然,不知道为什么她能将四年的别离记得如此清晰,我习惯于迫不及待向前奔跑,把过去的记忆毫不犹豫地投进时光长河中,我从不觉得小学六年是多么美好的记忆,背井离乡求学其实是很孤寂的事情,我想,这对她亦然,为什么她愿意牢牢,牢牢记住呢?
我又勉强笑着说“你去斯洛伐克读书现在可轻松不少了吧,在中国读书可累了呢。”
“什么呀”她猛地皱眉,像以前那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一样撅起嘴“斯洛伐克一点儿都不好,那里的人很坏,我在那里很不开心的,他们都不喜欢中国人。斯洛伐克语很难学的,我就是学不会。”我只能愕然地看着她在那里滔滔不绝。
我终于忍不住打断她,问“你怎么这么多年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她也愣住了,圆圆黑黑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不自觉地吞咽口水,脸颊的婴儿肥也跟着轻轻抖动了一下,好久,才轻轻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她又紧紧地皱起眉头,很努力思索的样子,慢慢吞吞地说“我的思维停在了2009年”
“我出去那么多年,可是我又好像就停在2009年,什么都没有变过,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变过,我回到中国,发现中国变了好多好多,你们都变了好多好多。”
小泰莱莎最终长大了,那个停驻在2009年的女孩什么时候才可以迈开脚,走向自己的未来呢?我忐忑的期待着。希望这女孩能快快健康快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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