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生前喜为自己的寓所命名,如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上海江湾及后来在其故乡石门湾的“缘缘堂”,遵义南潭巷的“星汉楼”,重庆刘家坟的“沙坪小屋”,上海陕西南路长乐村的“日月楼”。
“日月楼”是他一生居住最长、也是最后定居的寓所。
这是一幢座落在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内的西班牙式的别致洋房。门前还辟有一个花园。远远望去,红色的瓦房被碧天绿树簇拥映衬,令人心旷神怡。从前门小花园踏入台阶,走进客厅,里面摆设着陈旧的大菜桌、长沙发、酒柜等零杂家具。在上楼梯处,是一间小厨房和卫生间。二楼室内有阳台。中间有一个梯形的突口,既有南窗,又有东窗、西南窗,还在天窗,白天可看日出日落,夜间能赏当空皓月,“日月楼”果然恰如其题名。
在“日月楼”寓居的21年中,是丰子恺写作、翻译、绘画、笔耕的鼎盛时期。刚迁来时,他喜爱学习俄文,译出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并与其女丰一吟合作翻译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在“日月楼”里,他还写下了《缘缘堂新笔》、《续笔》等篇文章,出版了《听我唱歌难上难》、《子恺儿童漫画》、《丰子恺画集》等。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在上海病逝,一颗为艺术而跳动的心终于停止了……
今天,我看了一幅漫画。你们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去看看吧。
一天,一位老爷爷上公交车去买菜。他上了车发现车上的座位都满了,就只好站着。老爷爷身旁站着的一位母亲抱着才出生不久的孩子,孩子因为抱得太紧而哭了起来。那位母亲一边哄孩子,一边要拉牢扶手。哄好了孩子,那位母亲问旁边坐着的一位妇女:“你能把位子让给我吗?”
谁知那妇女不知好歹:“哼!我先来的,凭什么要给你?”说完,她手上抱着的小狗也朝母亲咆哮了几声,简直和它的主人一个样。
那位母亲说:“就给一个放我孩子的地方,好吗?”“不!”等她的主人说完,小狗也汪汪起来。
那位母亲生气了,便转过头去不再过问。
母亲身后的老爷爷一直站着也累了,问旁边的一位先生:“先生,你能把位子让给我吗?”
那位先生瞥了他一眼,说:“你这个老头,是不配做我的位子的。”然后就把头转过去。老爷爷也没说什么,只是紧皱眉头,心想: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不懂得尊老了!哎。
我看了这幅漫画,沉思一阵:现在的大人,真是不懂得尊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有钱人就忘了做人的本分,欺辱穷人。他们这种人是不配得到别人的尊重的!
今天我看到了一幅漫画,令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感到很气愤。
在一个公交车站的上车处,有一个专用通道,旁边竖着一块牌子:母子上车处。这是专门为母子准备的便捷通道。可往下看:母子上车处的护栏内,竟然站着四个男人!第一个人双手插在口袋里,眯着眼睛沉着,冷静着,仿佛在告诉别人,这就是我应该等车的地方。排在这位后面的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闭着眼睛,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第三个人到像是个知识分子,他三角鼻子上架着眼镜,眼睛看着地下,假装没有看到牌子。最后一个人带着口罩,眼神里充满了不安,他仿佛害怕被人认出来。
这几个男人倒是方便了许多,可在牌子的旁边,站着一位抱孩子的母亲。凛冽的寒风呼啸着,一旁的母亲不禁打了个寒战,抱紧了手中的孩子,无奈地看着他们,母亲只能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占有,他们是多么可怜呀!
那些男人真的是文盲吗?他们没有看到那块牌子吗?没有看见旁边可怜的母子吗?不是的,那些男人的文化水平看起来一个比一个高,但是他们的道德却一点也不高尚。在生活中,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假文盲”。
公交车上明明特设了“老、弱、病、残、孕”的专座,可偏偏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坐在那里。
公共场所明明写了“禁止吸烟”,可偏偏有人大大方方地吞云吐雾。
十字路口的牌子上,明明写着禁止闯红灯,可总有人闯红灯。这些人永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些人不是知识上的文盲,是心灵上的文盲,是道德上的文盲。
可悲的是心灵文盲,你们真的受得起良心的谴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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