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工开物》有感偶然的在购物中,选中一本历史课中背过书名的书,《天工开物》。本是随意的买来翻翻,但开卷之后,赞叹不已。实在没有想到,我国在明代,就有这样的科技著作。
《天工开物》,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所著。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我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在理学占据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的当时,《天工开物》既是对古代科学传统的有效继承,也与当时兴起的各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反权威意识,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息息相关。
由空谈走向实践,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反思,这种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散发出近代的气息。 《天工开物》经翻译,走向世界之后,获得极高赞誉,并且影响深远。《天工开物》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此书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将“天工开物”理解为“对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艺的阐明”。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称《天工开物》是“十七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日本学者评议道:“作为展望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日本现代科学史学家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十八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但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播种。这种播种方式,在种子的密度和覆
土深度上都十分随意,直接影响出苗率。而此时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中国的犁则效率更高也更省力。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姑且这么定义,书中对农村基层民主、乡村风尚之类的探讨,说实话,匆匆一读,很难参悟,只能形成一个粗糙的印象。却让我不禁开始回望我的村庄,不由感叹,这个我自幼生长,又终究离去的地方,真的越来越荒芜。
陶渊明和王维笔下的田园,终归是文人渴望皈依自然的臆想,它们存在于古籍的盛世中,被人怀想追念,而只有真正沾染过土腥味的人才有资格判断,世上是否有“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或者“野老念牧童,相见语依依”的田园。
我记忆中的村庄、田野和山林,也可以充当陶渊明和王维歌咏的对象,自然风景足以让来自城市的人大为惊叹。他们的相机里或许储存着山野树林的清新,油菜花紫云英的绚丽,脚步却丝毫不会靠近气味逼人的猪圈牛栏。
我的村庄远在深山,所以可以逃过城市的圈地与拆迁,但是,却被城市用另外一种方式掠夺。
除了岁末,在家乡几乎很难看到几个青壮年,甚至孩子。一个农村家庭的普遍生活方式是,青壮年的儿子儿媳远在城市,年迈的祖父母带着孩子在家。稍有余力的人家基本都将孩子送往县城读书,从小学开始,由母亲或者祖母相伴陪读。所以,在假期以外的日子,曾经十几户人家屋宇相连,聚族而居的村庄只有四五个人,分外寥落。回家的时候我与几个也在无锡打工的同乡同车,面包车在积雪未销的山道上波折前行,音响里十分应景地嘶吼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他们一路烟雾缭绕,谈论着这一年在外的种种,收入固然客观,但这其中的辛苦也是旁人难以想象的。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留在家里没意思,田地的庄稼不足一家人的口粮,种植天麻灵芝又算不准市场价格的变化,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被时代的变化远远甩在后面,而与新生活的磨合又必然饱含酸楚。
在家乡,有的家庭甚至合家进城打工,空留下装修完备的小洋楼——等着年老力衰的时候,回来养老。生于土地的人终归还是要回到土地,不是因为眷念,而是因为除了土地之外别无依靠。而等到真正年老的时候,土地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这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个问题,每次回家,都不免见到这样的悲剧,曾经心心念念养儿防老,以家里没有“赔钱货”而自豪的老人,如今在对人悲悲切切地哭诉:“娶个媳妇个儿”。邻村一位老人,辛劳一生,将所有家产毫无藏私地分给两个儿子家,自己本想安心养老,结果两个儿子儿媳都认为他对另一家偏心,都把他视为“老头子”,老人某次摘了儿子家菜地里的菜,被儿媳骂得狗淋头,上吊自。更多的时候,两辈人之间的矛盾是一把钝刀子,一点点磨损着孝情亲情。而在这个时候,即使再亲近,有威望的长辈也很难直接上前训斥,只能借酒壮胆后旁敲侧击地提醒。其他人除了谴责、同情之外,只能反复说一句:“各凭良心”,可是,越寄希望于“良心”只能越让人寒心。
这种老来的荒凉已经是家乡,或者说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未老或已老的人能够人望见的结局。
我的种种思考,都是由《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所引发的,但是无论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是之后,我还是看到了,家乡这二十多年的种种可喜的变化。土路变成了村村通的水泥路,泥巴屋变成了一栋栋不输别墅的小楼,过去只有过节吃肉到现在几乎餐餐有肉,等等。铁路刚刚修通,和谐号动车在山间飞驰的时候,有很多人专程跑去观看,因为大家都觉得在大山沟里通火车实在不可思议;邻村那个几年前做了换心手术的人走到哪里都还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大家觉得换心脏不可思议。一过了正月初六,返乡过年的人们又都离开了荒芜的田园,但也有人留下。他们大多选择从事养殖业,黑毛猪、土鸡、山羊等等,然后用电子商务的方式贩卖农产品,在深山的村落里,道路两边人家的土墙上,可以看到很多巨大的二维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我希望,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配合着时代滚滚向前的潮流,让荒芜的田园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问那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他笑了笑,带我回到了1979年。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渔村,比邻江海,阳光熠然,微风徐徐。淳朴的渔民在远处天边撒下大网,近处的海鸥在几间茅草屋上空盘旋......他拿出一幅地图,画了几个圈,指着其中一个说到:“我们在这里,深圳。”时间飞逝,转眼已历三十年,我们驻足的地方街市繁华,车水马龙,人群熙攘。远望大海,泊船逾万千。天边,依旧挂着灿烂的红霞......他送给我一个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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