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和思维都宽阔了许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思路有多么开阔——作者自己也坦言说只是从某一个主线去论述国际政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非国际政治学专业的人来说,阅读这本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和无容置喙的受益。这本书带给了我们思考国际政治问题的专业眼光,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方法,我认为这些知识是我们在这本书之外很少能够系统性地获取的。因此,我愿意把最热烈的赞美之词献给这本书以及它的作者,为其给我所带来的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思维而深深致敬。
我感觉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每个知识分子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基于自己所学专业的某种偏执。就我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曾经毫不动摇地坚信加里·贝克尔博士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用一种经济学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的每一种外在现象和内在规律。然而,当我读完这本著作的时候,我蓦然发现解释世界的角度和理论远远不是我之前所接受的那么狭隘和单一,其立论的方法和依据也远不是我之前不以为然的松散和薄弱。当学科的融合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思维的定势已是知识创新的“反动警察”,我觉得这种跨学科阅读所带来的思维的激烈碰撞和快速切换,真的是一种进步和享受。
至少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以下四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在大国战争,特别是大国联盟战争中,对最后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联盟的经济能力和信用评价,前者决定了从本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后者决定了从他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此外,国家地缘和国民素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两者概括了经济因素所不能涵盖的、但是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由此及彼,我领悟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的意义所在。
意识形态的不同,意味着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然而,“不同”并不等于“对立”,这是前苏联一直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冷战思维和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成了禁锢创新和生产力的铜墙铁壁。正是对“指令性经济”的偏执,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气沉沉;同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基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绝对信仰。所不同的是,后者进行了自我调整和修复;而在前者,笼罩在自东欧大平原到东西伯利亚山地上空的意识形态之云,在铁幕之后强调着两种经济形态的对立性,从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敌我化的国内阶级斗争。这导致了前苏联的訇然倒地,同时也以鲜活的实例,验证了1978年秋《光明日报》上的那个举世瞩目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思想上的解放,释放了创新精神,激发了生产力。“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历史的轨迹也暗含了这一点。
在这本书中,作者多次强调了现代国家平衡“大炮、黄油和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个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中,应该如何合理地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政治智慧和外交头脑的问题。大炮对应着国防开支,黄油对应着消费,剩下的一部分则是投资。国防开支减少,对应着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的提升,但是当前的国家安全则成为问题。消费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建设(大炮)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但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恶化及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则不容忽视。投资减少,那么当前的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国家安全(大炮)都可以显著提高,然而从长期来讲,消费支出和国防开支都会受到削弱。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更像是一个短期国家安全和长期国家安全之间的权衡取舍。在这里,理想主义的经济学也许就会失去了解释能力,因为只有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经济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而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不再那么单一了。为什么“伊朗花大笔的钱提炼浓缩铀,而不是提炼石油”,为什么“21世纪初我国面临着难得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等等。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历史人物的贡献,例如哈布斯堡帝国的联姻背景,沙俄大军的宪兵作用,梅特涅、莫洛托夫等明星外交家的纵横捭阖。正如铁宰相卑斯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这样的认识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滑入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作者在论述大国力量对比的文字中始终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们对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见解。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这样的话题:假如历史上没有拿破仑、是否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领军人物去扮演同样的角色?尽管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是昭然确定的,但过程和格局也许会有所不同。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游戏规则不会改变,但游戏对手是不断变化的。由此联想到,“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我深深地感到教育因为如下几点而至关重要:所培养的人才能影响历史的轨迹和进程;所传播的理念能统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石崇和王恺的斗富,表面看不过是富豪间一掷千金的炫富大比拼,背后折射的却是西晋王朝制度上的败笔,用人上的“只讲门第、无论才能”导致庸官蠹吏把持朝政高高在上,有才之士困顿江湖;经济上的“占田制”更加速了“官越大钱越多”的不正常的官阶晋升之争,而这种最不公正的制度,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官员整体性腐败和社会的溃败,因而在亡国之后还被后世史学家赋予“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王朝”的“美誉”!
大唐的.兴衰更是一面镜子:在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吏治清廉时代的辉煌之后,自从误用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精通音律的李林甫为宰相后,曾经的一代明君唐玄宗一步步坠入了李林甫为他精心设计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庸无为的温柔乡,进而引发了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并就此终止了一代天朝的神话。
有了前朝的教训,大宋初年呈现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治国新景象。科举制度的兴起真正做到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才有了一代“圣相”李沆,才有了对官员“婚丧、宴饮、车马、服饰”的严格规定,才有了对官员“贪污受贿者处以极刑”的重典,才有了包括印刷术的发明在内的科技大爆发,才有了《清明上河园》中的大宋京华梦!
可惜这样的繁华却不敌一块块石头!瘦金体的始祖——宋徽宗赵喆,热衷于艺术家的享受,大江南北的臣子投其所好的运来各色奇石异花,修建了“艮岳”的同时,提拔了一介平民却献石有功的朱勔为节度使,动摇了严密、公正的科举制度;使江浙百姓受花石纲之役二十年,怨声载道;陷入了内有方腊的起义造反、外有金兵入侵的窘境,最终蒙受了靖康之耻,北宋就此终结。而那些跋山涉水而来的艮岳之石,最终却堆砌在了金人新建大都的皇家园林中。
人是要有追求的,这追求必须是正能量的、利人利己的,如果打着追求的幌子,利用手中的权利,满足一己私利、贪图奢靡的享受,就不仅仅是“追求”那么简单了。
以铜为镜,可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看《鉴史问廉》,引人深思,让人清醒。要想做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干部清正”守住自己的节操。同时加强制度建设,真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样才能达到政治清明、国家安宁、和谐向上的治国目的。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和思维都宽阔了许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思路有多么开阔——作者自己也坦言说只是从某一个主线去论述国际政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非国际政治学专业的人来说,阅读这本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和无容置喙的受益。这本书带给了我们思考国际政治问题的专业眼光,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方法,我认为这些知识是我们在这本书之外很少能够系统性地获取的。因此,我愿意把最热烈的赞美之词献给这本书以及它的作者,为其给我所带来的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思维而深深致敬。
我感觉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每个知识分子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基于自己所学专业的某种偏执。就我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曾经毫不动摇地坚信加里·贝克尔博士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用一种经济学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的每一种外在现象和内在规律。然而,当我读完这本著作的时候,我蓦然发现解释世界的角度和理论远远不是我之前所接受的那么狭隘和单一,其立论的方法和依据也远不是我之前不以为然的松散和薄弱。当学科的融合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思维的定势已是知识创新的“反动警察”,我觉得这种跨学科阅读所带来的思维的激烈碰撞和快速切换,真的是一种进步和享受。
至少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以下四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在大国战争,特别是大国联盟战争中,对最后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联盟的经济能力和信用评价,前者决定了从本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后者决定了从他国资源中能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数目。此外,国家地缘和国民素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两者概括了经济因素所不能涵盖的、但是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由此及彼,我领悟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的意义所在。
意识形态的不同,意味着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然而,“不同”并不等于“对立”,这是前苏联一直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冷战思维和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成了禁锢创新和生产力的铜墙铁壁。正是对“指令性经济”的偏执,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气沉沉;同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基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绝对信仰。所不同的是,后者进行了自我调整和修复;而在前者,笼罩在自东欧大平原到东西伯利亚山地上空的意识形态之云,在铁幕之后强调着两种经济形态的对立性,从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敌我化的国内阶级斗争。这导致了前苏联的訇然倒地,同时也以鲜活的实例,验证了1978年秋《光明日报》上的那个举世瞩目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思想上的解放,释放了创新精神,激发了生产力。“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历史的轨迹也暗含了这一点。
在这本书中,作者多次强调了现代国家平衡“大炮、黄油和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个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中,应该如何合理地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政治智慧和外交头脑的问题。大炮对应着国防开支,黄油对应着消费,剩下的一部分则是投资。国防开支减少,对应着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的提升,但是当前的国家安全则成为问题。消费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建设(大炮)和长期经济发展(投资),但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恶化及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则不容忽视。投资减少,那么当前的国民生活水平(黄油)和国家安全(大炮)都可以显著提高,然而从长期来讲,消费支出和国防开支都会受到削弱。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更像是一个短期国家安全和长期国家安全之间的权衡取舍。在这里,理想主义的经济学也许就会失去了解释能力,因为只有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经济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而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就不再那么单一了。为什么“伊朗花大笔的钱提炼浓缩铀,而不是提炼石油”,为什么“21世纪初我国面临着难得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等等。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历史人物的贡献,例如哈布斯堡帝国的联姻背景,沙俄大军的宪兵作用,梅特涅、莫洛托夫等明星外交家的纵横捭阖。正如铁宰相卑斯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这样的认识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滑入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作者在论述大国力量对比的文字中始终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们对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见解。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这样的话题:假如历史上没有拿破仑、是否一定会有另外一个领军人物去扮演同样的角色?尽管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是昭然确定的,但过程和格局也许会有所不同。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游戏规则不会改变,但游戏对手是不断变化的。由此联想到,“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我深深地感到教育因为如下几点而至关重要:所培养的人才能影响历史的轨迹和进程;所传播的理念能统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读《大国的兴衰》,一览500多年世界风云,大国兴衰。我总想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差不多也是500年。旧有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需要重新建立,于是群雄并起,征讨不已,欧洲终于把战火染遍世界,两次世界大战让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如今中东地区还是战火不断。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俄国、日本、美国都称霸一时。
战争向来都是利益冲突最露骨的表现。为了土地、为了资源、为了贸易、为了人口,披着宗教的、民族的、自由的旗号进行着你我活的争斗。只要利益存在,争斗就不可避免,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有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在战斗,而是国家联盟之间的争斗。
在《大国兴衰》中作者特别指出: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大国(并且通常是联盟)间的战争中,在交战双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争取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和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他在书中也一再强调了地理环境、外交关系、军官素养勇气、后勤技术保障、经济生产力转化军事效能等方面的作用。
《大国兴衰》没有过多强调领袖在大国塑造中的作用,但也注意到强人们如何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时代的问题。如果我们翻阅《东周列国志》,看到更多的是英雄人物的风采,而《大国的兴衰》看到的是战争背后的经济和创新力量,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确实是人民创造的。看过《东周列国志》,可能会萌生建功立业,征战沙场的斗志,看过《大国的兴衰》,才能明白个人命运和国家捆绑在一起,民强则国兴,国强则民富。
© 2022 zuowencangku.com,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