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华文化又一个特征,在《论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是实用理性?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阐述:这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坚持人的价值本位,并且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进行纯思维的抽象。实用理性从文化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用理性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经验的传授。例如对“仁”的解释,“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出现109次。孔子的弟子问何为仁,结合具体语境,孔子每次回答都是不同的,告诉世人应当如何行事,并没有在逻辑上对“仁”进行理论分析。所以黑格尔就嘲笑说《论语》就是一本处世格言。但是这些“处世格言”却有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李泽厚语)。正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人探索自身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通过严密的逻辑形式来展现,而是讲授经验,就好像和蔼可亲的老者对着年轻人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气氛自然而活泼。
极端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现实的实用,使得实用理性缺乏探索精神。理性不会越界超出经验之外,缺乏严格的形式推理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这就使民族获得和承续这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等等(李泽厚语)。所有这些,给民族文化、哲学体系、行为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实用理性在适应迅猛发展的科学之路上显得步履蹒跚。
实用理性强调现实效果,对民族性格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孟子离娄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符合礼法么?孟子回答:符合礼法。又问:如果嫂子溺水,该怎么办?答:应当出手援救,不救人与豺狼无异,应当权变。这种权变使得中国人变得圆融、灵活,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达到现实效果,不可避免要进行变通,导致中国人对规则的淡漠。在古代社会实用理性巩固了人治基础,并不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样就又回到了“解构—重建”的问题,先生强调:“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性态度,去重建那超越伦理的准宗教的心灵境界。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突破绵延至今的政教合一,克服目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
解构与重建,总结与展望,钻研与引申,李泽厚先生通过《今读》以其现代视角传达了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帮助我们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让我们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同时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解构—重建”的理念,警惕“民粹”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更好地实现中华文明的转型,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拜读过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后,内心激动,觉得此书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观察《论语》的角度以及其提出的很多有关《论语》的观点都是十分独特新颖而实用的,让我对《论语》有了一番新的体会。总的来说,《论语今读》主要通过以下这两方面来解构《论语》,即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的“半宗教”性质与“半哲学”性质。说它是“半宗教”,主要缘于其雅俗共赏的普遍性、对其他宗教的包容性及“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在《论语今读》中,李泽厚先生更是称,“儒学和孔子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它是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奇迹的半宗教”;而说它是“半哲学”,则因为虽然儒学不重思辨体系和逻辑构造,但其中孔子对其学生问题的回答中处处反映了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是对理性和理性范畴的探求、论证和发现。“正因为是靠理性、哲学而不靠奇迹、信仰来指引人们,所以孔子毕竟不是耶稣,《论语》并非《圣经》。也正因为不是空中楼阁或纸上谈兵,而要求并已经在广大人们生活中直接起现实作用,所以孔子不是柏拉图,《论语》也不是《理想国》。”李泽厚先生的这句话也许正是其所试图阐述的观点所在。
然而,细品《论语今读》后,发现它所带给我的启示,绝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作者在里面所提出的很多观点,不仅向我呈现了《论语》的一副全新的面貌,让我开始摒弃以往对《论语》的不合理的偏见,试图重新辩证地去看待《论语》,而且给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注入了新的元素,我发现,《论语》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圣贤之言,它与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此,我将从不同方面细论我读《论语》及《论语今读》时所得的体会。
对于求知,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亦即,学习而不思考,迷惘;思考而不学习,危险。就我的理解而言,此处的“学”应指掌握生活中事物运行的规律,它既囊括了我们课堂上学习到的物理、化学、音乐等科目的知识,也包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所聆听到的教诲。由于经过长期实践的证明,它总是具有正确性与客观性。因此,“学而不思则罔”里的“学”是属于理性范畴的。反观“思”,思考,应指个人的对生活中事物的思考,与“学”相反,它是主观而感性的,虽然它未必总是正确,但因为它是由每一个个体独自进行的,因此它独特并且真实可感,对个体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光学习而不思考,则相当于盲目地接受知识。不经过自己的一番考量,别人说它对,你就认为它对,别人说它错,你就认为它错,这样所学习回来的知识,是不会在脑海里停留多久或是对人造成多大影响的,因为它来自于表面的记忆而非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学了就是白学,所以即使学习了,人还是会迷惘。思考而不学习,就好像在一片茫茫大海中航行,由于缺乏方向,“思考”这艘大船是会迷路的,它有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前进,却对前方的风暴暗礁毫不知情,所以是十分危险的,要趋吉避凶,踏上正途,只能靠“学习”来当这艘大船指南针。而在《论语今读》中,李泽厚先生引用了康德的一句话来阐述这种有关学习和思考的求知观:“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的确如此。
对于交友,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今读》里的解释是,晏平仲很善于与人交朋友,虽然交往很久,仍然保持恭敬。“交往很久,仍然保持恭敬”,这里说的该是如何拿捏与朋友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其实只要细看,可以发现,我们在保持与朋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问题,归根究底似乎都总是“距离”的问题,太亲近反而刹那间反目成仇,太疏远又逐渐关系全失。难怪在香港著名作词人林夕也在他《原来你非不快乐》一书的《一件睡衣的污垢》这篇文章中写道:“拿捏与人之间的距离,比炒股更接近艺术。”
对于生,子曰:“未知生焉知。”不知道生又谈何,细想这一句话,觉得似乎看到孔子在对他的弟子说,与其一味掏空脑袋去研究,还不如不把眼光放在生着的现世上,想想该如何去“生”不是比去想什么是“”更有意义得多?还活在花季雨季当中,却把时间花在去思考“”的问题上,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兼且浪费光阴了?毕竟,“生”是实在的、处于眼前的,而“”却虚无飘渺遥远得很,至少对于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祖国的花朵而言是这样。因此在孔子的这一句话中,我所看到的是儒学思想所强调的现世意义,它鼓励人们活在当下,做好每一刻的自己,而不要沉迷于假大空的无意义的猜想当中。从这个方面理解的话,孔子的这句话是积极的、正面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真的仅仅是假大空的无意义的猜想吗?仔细思量,恐怕不是。放眼尘世,有多少人临终闭眼的一刻是完全不带一丝遗憾的?他们或许心愿未了,或许心结未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来得太突然,生命的意外终结使人来不及去了却心头的孽就不得不含恨而终,二是在“”这个终结点前的长长的生命坐标上,人们不愿意花一分一秒来思考“”这个问题,而等到白发苍苍,再也动不了的时候,才惊觉自己还有余愿未了,余结未解,才怨恨时间太匆匆,而这些愿啊、结啊,又有多少是简单到可以完满终结于人生舞台上布幕落下的短短一瞬间?因着这,大部分人撤手人寰的时候,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不平静的。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活得好好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去想想“”的问题从而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未知生焉知,倒过来说,未知焉知生似乎更加正确。以上是自己对《论语今读》一点粗浅的体会和见解。
临近中午时分,白玉盘一样的太阳终于发出耀眼的光芒,从光球层里播洒出温热的光线,将空气中散发着的浓雾颗粒一颗颗的刺穿并且扎进地缝里,于是前路不再迷茫……
想着想着,我猛然抬起头望向夜空,一说起夜空,总觉得繁星满天,皓月千里,然而,我望见的,却是一片好像被浓雾笼罩着的一团火,那些星星是不是也被包裹在这团浓雾里了呢,总之,我是一颗也没有瞧见,至于月亮,莫非是神话传说中天狗咬下了一半之后没有吐出另一半?
想想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轼把酒问月,感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曹操对酒当歌,感叹“人生几何”,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望见月如钩,李白唱“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张九龄想起海上生明月,便念天涯共此时,杜牧望见烟笼寒水月笼沙,诉说“夜泊秦淮近酒家”,李白忆起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王昌龄也曾说“秦时明月汉时关”,那么,秦时的明月既然可以照到汉时关,为什么而今我见到的`月亮完全不如“当年”呢?月亮从几千年前跨越到几千年后,差别怎么就像磁盘进入了木马一样呢,看来进化而来的不只是万物极人类而已啊,还有说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
常常写到月亮就会想到皎洁,可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见过什么皎洁的月亮了,更别说星星了,李白看到危楼高百尺,甚至手可摘星辰,走在小区的狭窄路上,四周的楼房也算是“危楼”了,只可惜,别说手可摘星辰了,能够目望夜繁星就已经是奢求了,还记得九岁那年在故土的葡萄架下,躺在藤椅上,仰望夜空,繁星啊,闪烁着它自己特有的光芒,那时候不认识北斗七星,只知道星星是串联在一条轨道上的,一直都想看看射手座,我想看看“射手”所射的星星在哪个方位,南方?还是北方?
曹操说“月明星稀”,月明才会星稀,而今,月既没有所谓的皎洁明亮,也没有稀稀疏疏的星星,我盯着泛红光的夜空仰望了好久,也没能找到一颗正在发光的星星,至于月亮,时隐时现,如果月亮能发言,不晓得它会说什么,暂且先称月亮为“她”吧,从秦时到汉时关,我想她应该是妙龄少妇,还是位舞女吧,而到了如今,她是不是香消玉损了呢?
这人事更迭的岁月里,时光流转千年,而今留下当初的,应该只有那份对月亮对星辰的惦念不变吧!
妈妈近来憔悴了不少。是啊,为了这个家,她太疲惫了!
妈妈工作很忙,家务活又重,再加上我上初中了,更让她操心不已。放假了,应该让妈妈好好地休息一下。为此,我一直在想:我能为妈妈做点什么呢?
四处一望:衣服,妈妈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板,妈妈已擦得能够照出人影来;饭菜,妈妈也早已买好、洗好、切好,就等着下锅了。唉,我是什么忙都帮不上了。我无所事事地躺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了一本杂志,漫不经心地翻着,突然一行小字映入我的眼帘:“梳头可活脉,消除疲劳,提神醒脑。长期坚持梳头,有益身心健康??”
“消除疲劳?”我一看顿时来了精神。对呀,为什么不给妈妈来个“对症下药”呢? 我拿着梳子神秘兮兮地走到妈妈跟前,说:“妈,我知道您这一段时间够累的,快坐到沙发上歇歇吧,我来给您梳梳头,书上说,梳头可以消除疲劳。”妈妈顺从地靠在沙发上,幸福地闭上眼睛。我拿着梳子顺着妈妈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轻轻地梳着,突然间,我惊讶地发现,妈妈乌黑亮丽的秀发中,竟夹杂着几根刺目的银丝。这是怎么了?要知道,妈妈还不到四十岁呀!哦,这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拿着梳子的手一点儿都不听使唤了。细心的妈妈显然觉察到了,赶忙问:“宝贝,你怎么了?”我赶快用手揉了揉眼睛,说:“没,没什么,有一根头发碰着眼睛了。”说完,又继续梳了起来。
“哎哟!”妈妈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见了。原来,梳子绞住了妈妈的几根头发。我赶快放慢节奏,用心慢慢地梳着,梳着;妈妈闭着眼睛,完全沉浸在这一份无比温馨的气氛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伸了伸懒腰,刚想说:“好了!”可看到妈妈那舒服、满足的神情,我不忍停止,于是又俯下身子轻轻地梳了起来??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当亲情——这一人世间最甜蜜的纽带逐渐成为一种奢侈时,我从心底里呼唤:孝敬父母不容等待,哪怕是一次洗脚,一句暖语,一次梳头。
为妈妈梳头,我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心里美滋滋的
绿叶在雨露的滋润下,显得越发鲜亮;红花在阳光的沐浴中,变得更加绚烂。而当沉浸在家庭的氛围中时,获得的更多是成长———美在心中的成长。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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