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通史串讲,宏观看去全面系统,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等展现的淋漓尽致,五千载烟云换作寥寥数语,千古人物化为过眼云烟,其中既有中华脉的传承,也有脉络发展的足迹。在畅游历史的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一些大事件,借力于天时地利人和,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于危难,问鼎于乱世,有的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有的功亏一篑、遗臭万年。在思想意识推演方面,本书将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涵盖佛说禅学、老庄之道、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阅读本书既是沉淀知识、开阔眼界和心胸的体验,也是穿越今古,凝练智慧和思想的盛宴,深感受益匪浅。
社会的变迁是最为渐进而不为显著的,公元前221年,始皇建秦。而这空前大一统帝国的产生背后亦有一番变化。思想在华夏大地上激烈的碰撞、交融,不亚于列国之间相互征伐,兼并扩张,最终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一统时代的来临,是制度与人事巨大变革的标志。以宏观千年尺度看,秦汉帝国之纵深是极其深远而接待处的,帝国的政治形态,制度,意识都为历朝历代所鉴用,起着楷模作用。帝国的基本制度和社会框架无疑相似。所谓“汉承秦制”,在制度层面上将,汉代是秦代的延续。较之于秦帝国,汉帝国的统治政策有所调整。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中央集权的地方郡县制管理模式,沿用数千年,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诚然,制度的设计是完好的,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华夏社会而言,要想实现高效率的运转,便显得粗陋,而面对技术上的难题往往以人事作为补充。这就为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找到了历史舞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推行,使得所谓的朝代更替兴亡找到了理论基础。可惜,这种经义上的思想往往很难解决实际上的具体技术问题,这也是社会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
大帝国极盛时期,凿空西域,北收匈奴。公元220年,东汉被曹魏取代。汉朝成为历史记忆。不言而喻,汉帝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上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于农业社会数千年。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就是以归纳综合的方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形成一个新的前后贯通的纲领,从而研究历史的整体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以宏观尺度为标准,衡量历史的发展。《中国大历史》,在宏观视角描述了传统社会不容于产生现代经济体制这一问题,其中一系列的过程,值得深思。
三皇五帝,向为传说。禹夏之迹,尚有存疑,有商一代,甲骨为文。周室分封,立于宗法。春秋思盛,战国兼并。秦汉大统,始定为一。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于它痕迹的纵深。以宏观的千年尺度之上看,地缘因素赋予华夏文化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华夏文明之发育,大体于黄河、长江等流域,故亦称“大河文明”。
文化无疑是会受到地域影响的,以黄河流域为例,这一流域可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人类的宜居地带,可是历史上关于黄河泛滥,改道,决堤的记载多如牛毛,无论是出于对保护人身安全还是财产的需要,这个环境上的压力迫使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现。再者,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农业成为最适宜的选择,传统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而所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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