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父母是“孝”,感恩父母是“孝”,回报父母是“孝”。今天,我就在学校观看了一部关于“孝”的影片——十大孝心少年评选。
影片里讲述了一些虽然家境不好,却依旧孝顺能干的少年。影片中的孩子都只有我这么大,但比我孝顺多了。什么是孝顺?孝顺就是懂得感恩长辈。
我记得影片中有一位藏族小女孩,叫次旦拉姆。这位藏族女孩的父亲去世了,只有她和母亲二人。为了维持生计,小拉姆的母亲开了一家食品店,每次进货时,拉姆就会像小大人似的进店选购进货的食品,每当她听到很贵的时候,就会让阿姨给她便宜一点。她的母亲脚不好,当要搬重重的货物时,小拉姆就会主动帮助妈妈搬货。
记者问小拉姆:“你搬这么重的东西不累吗?”“当然累了!”拉姆说:“可是如果我对妈妈说我很累,妈妈就会担心我了。”
多么有孝心的女孩!看到这里,我哭了,心想:对啊!正是她的这份在贫困中体现出的孝心深深地感到了人们,使她登上了这个领奖台!
孝,其实很简单,也很难;孝,会让你自豪也会让你快乐;孝,就是生命之花中那片最美最大的花瓣!
从最后集结成册的书来看,各章间有一条暗线关联,那就是围绕湘军发展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但其实每一章甚至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拿出来单独阅读,独立性很强。
第一部分“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讲的是湘军如何建立。本部分的`题目来自曾国藩被围困于江西时的奏折。彼时,日后的文忠公正被太平军围困于鄱阳湖内,眼看太平军封锁湖口,并在陆上完成对湘军水师的合围,曾国藩苦坐待援,但湘军名将相继陨落。不仅剿匪无望,更是险些送命于此。多年后王闿运写《湘军志》时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想来,仍让人忍不住流泪。”可见从组织一个地方的团练,到整合湖南省内资源后出省剿匪,曾国藩能取得日后的事功,绝不是一帆风顺。这其中的起承转合和内心的挣扎,是充分诠释创业艰难的鲜活案例。
第二部分,话锋一转,讲到当时清廷最高层的夺权斗争。“肃党”和“后党”之争,其结果毫无疑问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在论述夺权双方的时候,包括本书在内,经常提到一个很重要信息是肃顺本人虽然身为满人,但其实是个大汉族主义者。他觉得满族不行,亲近汉族官吏,包括他的智囊团也都是汉族人构成。然而,站在今天回溯慈禧掌权后的人事任命,其实依托汉族大臣也很多,不然何来日后“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呢?
第三部分终于切入正题,战天京。从前三部分的体例来看,相当于头两部分先讲背景,第三部分再讲攻陷天京。然而,因为背景铺垫的薄弱,对于不太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第三部分直接跳到“战天京”显得非常突兀。这里也暴露出谭伯牛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历史写作者在论述一个历史事件时逻辑的片面和叙述的生疏。不过考虑到本书书稿最早发表在天涯论坛的历史专门版块“煮酒论史”上,第一批网络读者们大概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能够很自然地在谭伯牛的叙述中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相关联,所以并没有展现出阅读障碍,最终书稿成为目前的样子,也是很可以理解了。从这里的分析,也能够理解上述本书章节文章之间相对较强的独立性。第三部分,讲曾九在整个湘军的支持下,如何用笨办法抢得攻占天京的头功。这其中涉及的背景事件也颇多,包括但不限于曾九爷的成长,李鸿章创立淮军,各湘军如何抗命不遵等。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在本部分最后讲攻占天京。依然是因为本部分内文章的独立性很高,可能对于知识背景比较弱的读者来说,不太友好。
作为一本普及型的历史类作品,写到第三部分,事件描述完,任务也就完成了。可能是为了考虑出版成书的篇幅问题,后面占全书内容更多的几个部分额外讲了有关湘军的掌故。第四部分讲到一个相对较小但很有趣的人物——陈国瑞,这个人在当时可算非常有个性的愣头青。第五第六部分有点像全书的重点,讲左宗棠文襄公,兼述曾左之间的分分合合。最后一个部分讨论曾九爷在攻占天京后到底有没有独吞天京圣库。
曾左是晚清政坛上很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两个人,任何作品都没办法绕开这两人。两人均系湖南人,两人均立下不世奇功。晚年的左宗棠跟曾国藩不太对付,他们中间的八卦也颇多。从阅读的趣味性来说,两人确实值得说说。但本身跟“战天京”的直接关系不是很大。
我十多年前读本书的时候,因为是顺着谭伯牛第二本书《天下残局》读过来,所以后半部分的八卦反而是我更感兴趣的。现在看看,也许这恰恰反映出网络文字到实体书的一个显著特征——趣味性。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战天京》是谭伯牛的第一本作品,功力还是弱了些。
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第一手的所谓的史料,出自当事人的信件和来往公文。需要注意的是,他所引用的史料不是从故纸堆里自己扒出来的,而是别人整理好单独发行出版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好同时读止庵的《神拳考》。止庵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写这么一本书关于义和团的泛历史类作品,他的研究方法跟谭伯牛有些共通,也是利用些现成的整理合并后的义和团史料,也引用了很多原文。使用别人编辑好的史料合集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很方便,主题很明确。但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材料往往很片面很孤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在当时的很多事情都与此关联,并且,从微观的角度或者“地方史”的角度影响和折射太平天国事件。但这其中的史料,因为并非直接相关,是不太可能被收录进任何史料合集的。
这个问题说到底关乎历史学研究的视角。历史研究有广度和深度。从广度来说,关于太平天国,或者说太平天国失败的很多背景,都需要考察。谭伯牛应该是已经意识到想谈“攻占天京”,必须从湘军的崛起开始,但因为他关注的重点在于湘军,所以相对而言忽视了太平天国的发展这一重要背景。其它相关的重要历史背景,比如祺祥政变也需要单独考察。从深度而言,作为一部十几年前的普及型历史作品,也没必要在历史研究的深度上苛求太多。但每个读者在阅读历史类书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研究的视角这个问题。
在做此次分享之前,我专门检索了《战天京》的读书笔记。非常有意思,十年前,关于《战天京》的读书笔记非常少,而在“罗辑思维”把这本书炒火之后,读书笔记就很多了。多数跟罗的口径一致,都在说这本书好,有些不懂的人,竟然说这本书可比《万历十五年》。我检索到的,只有一个人说,买这本书上了当。那个人是真正地正儿八经读过历史著作的,他以为《战天京》是一部严肃的著作,但读了之后吐槽说,注释怎么如此粗糙,表述怎么这么随意。关于这两点,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应该都能体会到。
考虑到在这读《战天京》的朋友们,有部分也同时在另一个群里一起读《大门口的陌生人》。翻一下两本书的注释部分,就可以发现魏斐德的作品,所引用的史料不仅仅是第一手资料,而且很多资料的来源渠道复杂,为的就是可以相互印证。其中的巨大差异,在对比《战天京》和《神拳考》的引用后,显而易见。
当然,以蜚声中外的汉学家的作品来对比《战天京》并指出其不足,这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公平。谭伯牛是一位历史爱好者(业余研究者),《战天京》是他写的第一本书,这两个先天不足说到底也就决定了这本书不能作为严肃的历史作品来读,更不能以此为标准苛求之。另外,从成书的起源来看,这本普及性的作品来自给朋友们讲的故事,很多史料相信也是他在落到文字的时候,想尽可能地让文章严肃起来,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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