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
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时间因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不仅仅经济史家需要关注时间,历史上的统治者同样需要关注时间的变化,历法的诞生与调整,说明了罗马帝国对时间的关注,正如在埃及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同样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此外在工业、商业等领域同样有对时间的重视和控制,关注时间可能有利于统治者内部的行政统治和国家的一致对外,对帝国的延续性产生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过于忽视空间的问题,帝国同样将面临着重大的问题。
总之,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逃离对此刻的执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着,拜托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对空间的控制表现在领域的扩张,对时间的控制表现在这种政权的持久力,传播媒介或许会产生这种偏向,历史的进程表明,媒介的这种偏向总是相互抵消的,以此来达到平衡的状态。例如,作者所指出的:“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是在产生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得到抵消的”,“罗马帝国官僚机构依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其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后一种依赖是前一种依赖的抵消。”简单巡视突出的时间问题,也许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自身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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