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作文一类文怎么写【一】
“北门拐角处有一间小小的书吧，推门而入便会立即被暖暖的书香味所包围。不管是软软的沙发还是发旧的木质地板都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在慢慢的时光长河中唯有这个温暖的一隅是静止的。陷在沙发里，周围环绕着层层叠叠的书籍，随手摘取一本，便能静心的读下去。在这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慢的，慢到似乎可以天荒地老。”
————《人与书俱老》
听了丰湘羽的《人与书俱老》，突生一种想开一家书店的想法。名字呢，就叫做“午后时光”。
在悠闲的午后，手捧一本书，伴着慢慢倾斜的阳光，一起沉沦。梦想着熟人踏着熟悉的脚步，推开门，门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音，抬头、点头，便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继续自己的世界。
木质的书架，书架中间的沙发，沙发旁边的小椅，小椅靠在窗户旁，窗户上随风飘荡的“晴天娃娃”……各种各样的看书人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小孩趴在地板上津津有味，两个女孩背靠背，男生斜靠在书架旁，老奶奶带着老花镜坐在小椅上……很温馨呢!有这么多的人陪着你，陪着你看书……
书屋是一个大世界，大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世界。书屋里很安静，只有可爱的“阿狸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偶尔有小孩子争论书里的故事，却不显得突兀，反而另生一种童趣。
书屋的开放时间就随我意喽。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想开。开心的时候，送上一壶清香的茶水，给入迷的人们解解渴;心情不好的时候，关起大门，自己一个人躲在书屋里，舔舔伤口，继续遨游于自己的小世界,不管其他。
书屋里的书，都是主人喜欢的;书屋不大，却处处可见主人精心的布置;书屋的书不外借，若想购买，请自己到网上订购;若书屋的主人心情好，或许会帮你买一次;书屋的主人很爱护书，所以，也请你爱护每一本书;书屋的主人很懒惰，所以，“入屋请脱鞋，看书请保持卫生”……
语文作文一类文怎么写【二】
连绵的春雨淅淅沥沥已经下了两个多星期。没有个阳光，气温也连续下降。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也是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撑着伞，披着雨衣，裹着厚厚的冬衣，急急忙忙赶往四面八方。这可不像诗中描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今年的春雨带来的是阵阵寒气。
大人们三三两两在雨中结伴而行，却没有人在抱怨这糟糕的天气，脸上竟然还带有喜色。这是为什么?原来，河北、河南、安徽等地麦田的旱情会因这场春雨而大大缓解。正是体现出“春雨贵如油”。连续几个月没有水喝的麦苗可以笑弯了腰，大口大口喝下这早春最新鲜的雨水;干旱的土壤可以开心地享受着春雨的滋润;农民伯伯皱着的眉头终于可以解开了。
春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冬天的进行曲，还是夏天的凑鸣曲?是寒冷的代言人，还是温暖派来的使者?我想春雨就像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刚出生时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有点寒气，但是证明它是健康的，是农民伯伯最需要的。慢慢的一个月、几十天，它长大了，开始懂事了，变得温和、听话，染绿了青山和大地，预示着真正的春天来到了。也许又过了一个月、几十天，它年老了，变得急躁、烦闷，噢，这时候，好热呀，美丽的夏天正等着闪亮登场呢!
这就是我眼中的春雨
语文作文一类文怎么写【三】
一、选文（1）（2）段顺序能否对调？请说明理由
这一试题有两种答法：（1）不能。因为这几段和第X段的XX几句是一一对应关系。
（2）不能。因为这几段存在着逻辑顺序或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或不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
二、问议论文开头第一段的作用？
（1）作为文章的理论论据。（2）引出论点或论题。（3）增强文章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请你简析XX段的论证过程？
（1）先（正反两方面）举出XX事例或者道理论据，然后得出什么结论（或证明什么观点）分、总。
（2）首先提出什么观点，接着用XX事例（从正反两方面）或者道理论据进行论证，最后得出XX结论（或说明了XX的道理）总、分、总。
四、文段中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
（1）论证方法：道理论证（引证法）﹑举例论证（例证法）﹑比喻论证（喻证法）﹑对比论证。这是初中常用的四种论证方法。以后还可学到归谬法和类比法。
（2）论证方法的作用：
道理论证：通过引用X的话，充分有力证明Y观点、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举例论证：通过举X的例子，具体有力的证明Y观点、从而使论证更具体更有说服力（或增强文章的趣味性，吸引读者）。
比喻论证：把X比作Y，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证明Z观点、从而把抽象深奥的道理阐述的生动形象，浅显易懂。
对比论证：通过X与Y对比，鲜明、有力的证明Z观点、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增强文章的`趣味。
语文作文一类文怎么写【四】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语文作文一类文怎么写【五】
梦想，是人生的羽翼。尽管教书是我的职业，读书是我的嗜好，但回首曾经，能拥有一间清静的墨香四溢的书房，晴窗万卷，笑看流年，却是我最大最真的梦想!
正像梁实秋先生所说的，书屋，尽管是一个非常典雅的名词，但在旧时，唯“士大夫人家才有书屋”吧!愚生也晚，虽是红旗下的新社会，但恰值20世纪七十年代，乡下的故土田园并不容我有丝毫的关于书房的念想。那些年，自家的两间土坯草房里，光线昏暗，墙体斑驳，除了两张木床，便是破烂的农具，还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生活用品。我和弟妹们看书写作业，总是依赖一条狭长的板凳，在门前的大树下你推我挤地完成。若逢着阴雨天气，便只能弓腰撅腚地趴在屋内床上“鬼画符”一番了。其时，家中也根本没什么书看，床头枕下，偶尔倒能翻出一本半旧的《语录》来，那是爹娘的时代记忆了，像现在的孩子爱看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翻译作品，抑或皮皮鲁、马小跳之类，更是闻所未闻，梦中也无。既无书，又谈不上爱读书，又奢望什么书屋呢?
我到省城读中专时，仿若毫无缘由，忽然就对书着了迷，读而上瘾，整日里手不释卷。之所以有书可读，有闲得读，盖因学校有一座四层高的图书楼，楼内藏书无数，而其时我们的课程也并不紧张，吃住皆在校舍。我那时对随园主人提出的“书非借不能读”这一观点委实是“顶礼膜拜”——一来囊中羞涩，无钱买书;二来亦无须购阅，图书馆便是我这书虫的超级“书房”。所以，中专四年，书梦未曾休，书房梦却难得做一回。亦可说，那样的青春岁月里，书于我，重在“读”，而非“藏”，或曰“拥有”。我甚至自视颇高，觉着唯有图书馆才是一本本著作典籍的最好归宿，而不是被私人所独占独赏。
毕业那年，我被分至小城某企业工作。先是栖身于集体宿舍，人多物杂，生活繁乱，偶尔躺在单人床上翻翻书，疲了，倦了，便随手撂在一边，并无珍藏之心。书，大多还是借来的，有单位的，也有小城图书馆的。借而读，读而还，来有影，去无痕。当然，偶逢手头宽裕了，或于书店看中了一本心仪已久，偏偏图书馆又难寻的书，我亦会毫不犹豫地乐购而返。天长日久，竟也积了不少，因居室大家共用，无处摆放，所以东一本，西一本，床角，枕畔，餐桌上，鞋盒里……书影散乱，举目可见。其时，我有意无意地亦开始了写作的练习。但室内仅有的一张桌子亦是“多功用”的，上面常常粘了饭米粒，泛着啤酒沫，有时甚至还躺着两双臭袜子。加上同室兄弟们兴趣不一，工余闲暇还要用它打牌、下棋来调剂生活，故尔，即使我灵感突至，欲捉管为文，常常亦是草草收场。慢慢地，我在心底也就萌生了独居一室，可以自由读书、恣意写作的渴望。或者说，书房即卧房，卧房亦是厨房，三合一倒无所谓，总之得“离群索居”。然而，当时单位的境况是江河日下，弟兄们撑不住，相继摇首跳出，我也交了一纸辞呈，转身下了江南。走时，宿舍里已是狼藉满目，那些年购的书，我也只是随身带了痴爱难舍的几本，其余的，只能忍痛换作远行的盘缠了。书房梦于我，依然遥不可及。
在小城漂泊时，一个女孩竟相中了喜欢读书写字的我，给了我一个家。房子虽是租来的，且仅有两间，但，这似已足够。情郁于心的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恣肆倾泄的决口，在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潜心凝虑地研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典籍，还顺利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郑板桥曾笑吟：“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这句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窗外虽非帘幕几重，阑干几曲，屋内却也报刊遍地，奇书满床。改作业，批试卷，乐而读，读而作……小小书屋“锁不住五夜书声”，承载了、容纳了我太多的荣辱悲欢，催我奋进，教我自省，甚至，使我从根本上忘记了它是租赁而来的。
20XX年，我们终于挥别了租房岁月，搬进了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置办的新家。新家三室一厅，明净敞亮，我的书屋梦，也终于变成了现实——无事此静坐，有情且赋诗。那些跟随我辗转多年、不离不弃的书卷文集，亦终于有了一隅歇脚地。想想，我本是普通的乡村中学教师，读书与写作，既是工作需要，亦是业余嗜好;既算闲情逸致，亦为精神追求。我所憧憬并享受的，是陆放翁“读书有味身忘老，病经书卷作良医”的从容之至与淡泊之趣，尔今，梦已成真，我的书屋我的梦——祖国在发展，城乡在进步，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将不再是梦，夙愿终偿在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