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有一个狙(ju)公,十分喜爱猕猴。为了观赏这种似人非人、富有灵性的动物,他专门喂养了一群猕猴。狙公与猕猴相处久了,人猴之间的信息沟通就成了一种心领神会的交 流。不仅狙公可以从猕猴的一举一动和喜怒哀乐中看出这种动物的,而且猕猴也能从狙公的表情、话音和行为举止中领会人的意图。
因为狙公养的猕猴太多,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瓜、菜和粮食,所以他必须节制家人的消费,把俭省下来的食物拿去给猕猴吃。然而一个普通的家庭哪有财力物力满足一群猕猴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有一天,狙公发觉家里的存粮难以维持到新粮入库的时候,因此意识到限制猕猴食量的必要性。
猕猴这种动物不像猪、羊、鸡、犬,吃不饱时仅仅只是哼哼叫叫,或者外出自由觅食。对于猕猴,如果不提供良好的待遇,想让它们安分守己是办不到的。它们会像一群顽皮的孩子,经常给人闹一些恶作剧。既然没有条件让猕猴吃饱,又不能让它们肆意捣乱,狙公只好想主意去安抚它们。狙公家所在的村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栎(li)树。每年夏天,栎树枝杈上长出的密密麻麻的长圆形树叶,早已把树冠装点得像一顶华盖。这棵树下成了人们休息、纳凉的好地方。一到秋天,栎树上结满了一种猕猴爱吃的球形坚果橡子。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用橡子去给猕猴解馋充饥是个好办法。于是狙公对猕猴说:“今后你们每天饭后,另外再吃一些橡子。你们每天早上吃三粒,晚上吃四粒,这样够不够?”猕猴只弄懂了狙公前面说的一个“三”。一个个立起身子,对着狙公叫喊发怒。它们嫌狙公给的橡子太少。狙公见猕猴不肯驯服,就换了一种方式说道:“既然你们嫌我给的橡子太少,那就改成每天早上给四粒,晚上给三粒,这样总够了吧?”猕猴把狙公前面说的一个“四”当成全天多得了橡子,所以马上安静下来,眨着眼睛,挠着腮帮,露出高兴的神态。
一群辨不清“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孰多孰少的愚蠢的猕猴,恰似那些没有头脑、只会盲目计较的人的一面镜子。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复杂的客观世界面前,看问题必须摒除实同形异的假象的诱惑。此外,在人际关系中,一定要讲原则、重信义,不做那种朝亲“三”,暮近“四”的见异思迁之人。
初到大直镇中学是九号,大清早的便从学校赶往江南站,到达目的地之时已是饥肠辘辘,休整之后,却仍旧神采奕奕,因为周围于我是新奇的.。这是我的第一次下乡,当时只是觉得就这样和大家伙儿过七天也是不错的,毕竟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在去之前,大家就已经报好了自己所想去的小组,我选的是支教英语组,也是到这儿才知道,报名的孩子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报英语的更是居人数的榜首,大家在权衡之下,将报英语的孩子按年级分为三个班,我和另一成员所要负责的是跨度在初三到高二的英语一班,只记得听到这一消息时很是无奈,原因有二:
一、这个班年级跨度过大,上课的话想必不容易;
二、我虽然因高考英语成绩较好而分到英语快班,但是自认在教学方面还不足以担当。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得硬着头皮去了。
第二天,却也是苦笑不得,原本人数不多的学生一下锐减到只有五个人来,所谓的“打击”也莫过于此了。虽是如此,课却是必须要上的,只是原本准备的那些小学的内容却是用不上了,也只能重新编排课程内容。而那几天的课堂,我也只能用“跌跌撞撞”来形容了!而在这“跌跌撞撞”中,我们也算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了,结果或许是差强人意的,但是我们也却也是尽力而为了。那七天,除了上课,没课的时候也会串去厨房帮帮忙,只是这煮饭做菜一事实在不是我所能及的,帮忙烧烧火还行。以前看《杨门女将》的时候,杨排风以烧火棍而闻名,现在看来这烧火也是一门学问。在这种“东串西串”的时候,时间是过得飞快的,很快便到了成果展——“明日之星”PK大赛的时候了,做幕布、彩排、搬桌椅等活儿也在陆续进行中,尤记得那天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满头大汗的下乡队员们,还有那晚的“不醉不归”。
这次下乡,整体感觉还是成功的。带着满载而归的心情我从大直回到了南宁,感觉也不枉大学四年,从中体验到的亦是不言而喻了。
庄子在濠水桥上与著名的哲学家惠施一起散步。他看见鱼儿在水中悠然自得地游戏,便对身边的惠施说:“这是鱼儿的乐趣啊!”
惠施不以为然地反问庄子:“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
庄子反唇相讥:“那么,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了解鱼的乐趣呢?”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惠施辩解道:“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的感觉。你本来就不是鱼,你肯定也不会知道鱼的感觉。”
庄子到底是做学问的人,十分善于总结问题的症结。他认为两人争论的焦点是,你问我怎么知道鱼儿的快乐,这是你承认我了解鱼的乐趣以后才会提出的问题。于是他告诉惠施:
“那是因为我在桥上的心情很高兴,所以我就认为鱼儿在水中也是很快乐的。”
这篇寓言是中国古代一场著名的辩论,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
惠施的观点是,人只能自知,不能他知;而庄子的观点则是,人既可自知,又能感知其他事物。
我是一个不太爱语文的男孩,生字三遍五遍的写,写的还是多腿少脚,七歪八斜的,并且越写越不像,每一个都像从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上课听讲也只是听热闹,一下课就把听到的东西都还给了老师。我不光写不好字,还惧怕作文和日记。
有一次,我熬到晚上12点多才背下一篇课文,第二天早上还长了双“熊猫眼”。但是在老师跟前背诵时,却半天都吐不出一个字,头天晚上勉强背下来的文章早就跑到“北冰洋”了。你说,是我不用心还是我没有文学细胞呢?
偶尔的机会,因爸爸的工作调动,我跟着回到了故乡——阳城,来到了阳城第二小学上学。
第一天上学,我刚踏进校园大门,“书香校园”四个大字立即扑入眼帘,让我无形间有了一种向上的.力量,决心在新学校多少受点文学熏陶,俗话不是说近朱者赤吗。果然,上学不久就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文学氛围,——每天早上我们早早来到学校读美文、学经典。当然,由于不爱学语文,每天早上我都背不下来新的内容,除了偶尔能背下来几首古诗,还是无法进入到诗人的那种境界里,也还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每当放学路上听到同学们朗朗的背诵声,我真是又羡慕又难过。有一次,我有没有背下来笠翁对韵,站在老师跟前,我小声地说:“那么晦涩难懂,我背不顺口”。老师说:“什么?记硬背?那肯定是背不下来了呀!来,我给你讲讲……”。在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中,我发现了,一句韵文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道理。顿时,我感到了韵文的奇异——几个字就包涵了一个典故,就是一个哲理,我被中华博大的文学震惊了,被它陶醉了,我逐渐沉迷于其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背诵经典由老师的硬性任务变成了我自觉地学习,甚至于手不释卷,吃着念,走着路念。别人的一本书还完好无损,我的书已经被整修了几次:用订书机订、奶奶用线缝。最后,我还像宝贝似地收藏了起来。
爱屋及乌,我慢慢喜欢上了语文。这不,这次期中考试,我的语文水平由倒数名次上升到了班里的中等水平,老师也不再对我皱眉头了。我坚信,我离不开它了,有句话不是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吗?我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谢谢你,经典,是你让我爱上了语文!
公孙龙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手下有不少弟子,个个都身怀技艺,各有一套本领。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喜欢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没有本领的人,我是不愿和他在一起的。”
有个人听说了公孙龙,便前来求见,要求公孙龙收他做弟子。公孙龙见那人相貌平平,粗布衣帽,便问:“我不结交 没有本领的人,不知你有什么本领。”
那人说:“大的本事我没有,只是我有一副好嗓门,我能喊出很大的声音,使离得很远的人也能听到。一般没有人能像我一样。”
公孙龙回头问他的弟子们:“你们中间有没有喊声很大的人?”
弟子们争相回答说:“我们都能喊大声。”说着还用眼斜瞟着那个前来求见的人,显出一种不屑的眼神。
那人说:“我喊出的大声,非常人可比。”
公孙龙很有兴趣地说:“那你们比试比试。”
于是弟子们推选了他们之中声音最大的一个做代表,与那人一起走到五百步开外的一座小丘背后,向公孙龙这边喊话。结果,除了那个人的声音外并不见弟子的半点声响。于是公孙龙把那人收留下来。可是,弟子们依然不免暗暗发笑,喊声大又算什么本领,喊声大派得上什么用场呢?老师是斯文人,难道要找个一天到晚替自己吵架、吼叫的人么?弟子们都不以为然。
过了不久,公孙龙到燕国去见燕王,他带着弟子们上路了。走了一段,不料碰到一条很宽的大河。可是河的这一边见不到船,远远望那河对岸,却停着一只小船,艄公蹲在船尾正无事可干。
公孙龙马上吩咐那个刚收留的大嗓门弟子去喊船。那弟子双手合成喇叭状,放开嗓子大喊一声:“喂……要船啦……”喊声亮如洪钟,直达对岸,那对岸船上的艄公站起身来,喊声的余音还在河两岸回响,以致慢慢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岸那只船很快摇了过来,公孙龙一行人上了船,原先那些不以为然的弟子深深佩服老师及那位新来的朋友。
看起来,只要是本领,它总有用处,我们不应该排斥或看不起小本领,在关键时刻,小本领也能派上大用场。
战国时,有一个叫惠施的人,他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惠施和庄子是好朋友,但在哲学上他们又是一对观点不同的对手。庄子与惠施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学问。他们在互相争论研讨中不断深化、提高各自的学识。特别是庄子,从惠施那里受到很多启发。后来惠施了,庄子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才智过人、博古通今,能与自己交 心、驳难、使自己受益匪浅的朋友了。因此,庄子感到十分痛惜。
一天,庄子给一个朋友送葬,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为了缅怀这位曲高和寡不同凡响的朋友,他回过头去给同行的人讲了一个故事:
在楚国的都城郢地,有这样一个泥水匠。有一次,他在自己的鼻尖上涂抹了一层像苍蝇翅膀一样又薄又小的白灰,然后请自己的朋友、一位姓石的木匠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砍下来。石木匠点头答应了。只见他毫不犹豫地飞快抡起斧头,一阵风似地向前挥去,一眨眼工夫就削掉了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看起来,石木匠挥斧好像十分随意,但他却丝毫没有伤着泥水匠的鼻子;泥水匠呢,接受挥来的斧子也算是不要命的,可他却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泰然自若。倒是旁边的人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后来,这件事被宋元君知道了。宋元君十分佩服这位木匠的高超技艺,便派人把他找了去。宋元君对姓石的木匠说:“你能不能再做一次给我看看?”
木匠摇摇头说:“小人的确曾经为朋友用斧头砍削过鼻尖上的白灰。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我的这位好朋友现在已不在人世了,我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跟我配合默契的人了。”
庄子讲完了故事,十分伤感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自从惠施先生去世以后,我也失去了与我配合的人,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位与我进行辩论的人了!”
庄子和石木匠的感受向我们表明,高深的学问和精湛技艺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外界环境;红花虽好,还要靠绿叶扶持。一个人如果不注意从周围的人和事中吸取营养,他的智慧和技巧是难以得到发挥和施展的。
杨老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是校长,也是学校里唯一的公派教师,听大人们说,杨老师是从县城南边很远的地方调到我们那个山村小学。他留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很胖,却非常和善,笑起来两颗金色的门牙闪闪发亮。
杨老师的耐心极好。他教了我三年语文课,他教得很原始,很基本,很纯粹,读文,写字,背诵,几乎没有什么分析讲解。每当悬挂在教室门前那口生了锈的大钟敲响时,老师便夹着书走上讲台,习惯性地环视教室里仅有的6名学生,就开始领我们读课文。然后在那面木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写课文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词语解释,并要求我们也细心地抄写。抄写后的背诵是必不可少的,杨老师蹲在教室门前的土台上,我们排成一队站在他面前大声地朗读:读课文,读抄在笔记上的所有东西并逐一背诵,老师挨个检查,倘若谁背不下去,就重新排在队伍的最后继续朗读。每逢这时候,杨老师总会笑眯眯地望着我们,不急不躁。倘若天热,他会习惯性地掀起洁白的汗衫,露出白胖的肚皮,用双手拍得啪啪响。尽管杨老师肥胖的肚皮曾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但它并没影响到大家对课文与生字词的熟练记忆。在那个本子与铅笔格外珍贵的年代,老师教我们写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在教室门前分别为我们划出一片“阵地”,指导我们用木棍在地上的方格里书写生字。为了让我们牢固地掌握字词,老师不厌其烦的听写、检测。他也用木棍为我们打上“√”或者“×”,那些用木棍写下的一个个大大的“100”分,曾非常醒目的印在教室门前的土地上。
杨老师总是小心的呵护着我们。山里的冬天干冷干冷的,偌大的教室只有一个木碳火盆,置身其中手都是僵硬的。于是,漫长的冬天老师的办公室就成为我们的课堂。每天清晨我们到校时,老师办公室的火炉早已生旺。因为这热烘烘的炉火那些年的冬天变得格外温暖。夏天,我们经常偷偷爬上操场边的杏树,衣兜里装满杏子后溜回教室,课堂上趁着老师不注意摸一个酸杏放进嘴里,然后低着头用书挡着。有时老师会忽然出现在面前,注视着吃杏子的人慌里慌张咽下口水,原来,老师早已发现了我们的劣迹,只是他总是宽容的笑着。
杨老师像孩子一样充满童心。课间,他亲自带我们去小河里抬,和我们一起抓蝌蚪,经常陪我们跳绳、“打宝”、踢毽子。记忆中杨老师的毽子踢得特别好,他虽然胖,但脚法却有条不紊,踢、勾、挑、顶、转身跺,样样不差,那些在空中翻飞的毽子曾惊艳了我们的目光,我们怀着崇敬与欢快的心情,跟杨老师学语文,玩游戏。最令我们高兴的是那个时代——70年代初期,老师竟然给我们买了篮球,经常留出时间和我们一起打篮球。
杨老师的生活很艰苦。山里偏僻,交通又不方便,除了夏秋两个忙假老师一学期几乎不回家,平时都是自己做饭。记忆中老师的锅里只有小米稀饭,不知道他除了喝稀饭再吃什么。老师吃的菜差不多都是我们从家里带去的,山里人穷,但憨厚,对于老师格外的敬重,完全是因为杨老师给予我们的爱慷慨而无私。杨老师对待三好学生奖励很特别,一支铅笔一个本子一张漂亮的年画。期末放假那天,老师给全校的三好学生戴上皱纹纸做的大红花,亲自敲着锣一个男生打着鼓,大家排着路队从沟底的学校爬上山,挨个把三好学生们送回家,每逢这个时候就是学生和家长们最自豪的时刻。
时常想:如果放在现在杨老师肯定是不合格的,可是回忆起来我的小学生活却很快乐。小学时光里,我养成了认真书写和自觉背诵的习惯,不但背会了课本里所有的课文,而且喜欢上了阅读,喜欢一遍一遍地翻阅家里仅有的课外读物——父亲订阅的《红旗》杂志和《参考消息》报。多年后,当家中书柜里、教室图书角摆满了书,鼓励或者硬性要求孩子们阅读的时候,总是禁不住怀念我的杨老师。
史老师是我初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他是拖家带口下放到我们那儿的老牌大学生。他身材矮小,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镜,低头时常常令我们担心眼镜会忽然顺着鼻梁掉下去。他的普通话好听极了,每一句话都那么富有感染力。
史老师的课扎实有趣,连平时最顽皮的孩子都喜欢他的语文课。因为小学老师没教我们拼音,史老师便从开学第一节课就对我们进行拼音四声练习。他抑扬顿挫、尖而细的声音总是令全班捧腹,我们一边偷偷地笑,一边用食指竖空比划着,如史老师一样颔首、摇头、亮开嗓门读ā-á-ǎ-à老师对于生字生词的教学几乎沿用小学老师的教法,每一个字词都会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方的田字格里,然后带我们读指导我们写。对于词语很少单独提出来解释,总是引导我们结合上下文去理解,有的词语老师会用肢体语言教我们感悟,犹记理解“手搭凉棚”一词时,同学们爬上课桌、站在凳子上做手搭凉棚状翘首远眺的情景。在缺少工具书的初中时代,我们很轻松的理解了一个又一个生字新词。史老师教我们运用词语的方法比较特别,每次总是挑出课文中学过的一组词语,让我们用上其中的几个或者全部写一句或一段话,起初大家只是为造句而写话,慢慢的一段话变成了一篇有头有尾的短文。因为没有字数、文体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象并随笔成文,所以片段练习充满了创造性。
史老师的作文课也让我们充满了期待。作文指导课上,除了指导我们审题立意布局谋篇选材外,史老师都会为我们口述自己写的下水文,他常常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让你随着他的语言或忍俊不禁,或怦然心动,或潸然泪下,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上了写作文。老师对于作文的.批改也很独特,每次批阅总有一组同学的作文评语写着“面批”,大家都特别羡慕作文本上写着“面批”的同学,能够有机会去老师办公室当面接受老师的指导。史老师经常告诫我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个年代,山里的孩子课外读物非常匮乏,史老师将自己的藏书借给我们阅读,还自费为我们订了一份《少年文史报》、一份《儿童文学》,报刊就挂在讲台一角的“学习园地”里。但凡有好的文章史老师都会朗读给我们听。仍然记得那一个个温暖的午后,阳光软软的透过窗前的玻璃在书本的缝隙间跳动,年少的我们端坐着听老师朗读那些他甄选出来的文章。在老师抑扬顿挫的诵读中,山里的孩子对语文有了一种特殊的兴趣,课间,我们总是争着抢着读那些挂在墙角的已经揉皱了的文史报。
记忆中,史老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初三上学期当了校长的史老师不再教我们语文课,但他依旧关心我们的学习与生活。那一年,我们是第一届初中毕业可以报考师范的学生,我们全校26名初三毕业生,其中6名考上了庆阳师范。史老师知道我的师范预选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名、语文差两分就获得满分的时候,翻山越岭步行十里山路家访,动员我上县城一中,最终,我却选择了上师范。多年后留在记忆深处的,一直是史老师消失在我家那条崎岖山路上的瘦小、失落的身影……
金老师是我初中的第二位语文老师。据说,他曾经在剧团工作过,他的到来让我们这些从来没走出过大山的孩子们,知道了有一种乐器叫手风琴。因为那时没有开设音乐课,金老师的语文课常常伴着琴声,手风琴的开合间有一种感觉像叮咚的泉水在心里流淌,琴声回荡在教室,我们的心也仿佛流向远方,那时觉得语文就是音乐,追随着金老师的琴声,我们格外喜欢他的语文课。
金老师的语文课融绘画和语文为一体,语文课上他常常在黑板上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漂亮的粉笔画,它们或是课文的主要内容,或是文章的主线。受老师影响我的课本也经过了二次创造成了一本手绘连环画,每篇课文都有圈点勾画,有阅读后的批注;有针对课文提出的问题;有为课文配的简笔画,有的是当堂画的,有的是课后重读课文所画。
金老师的语文课堂总是书声琅琅。最难忘的大概是金老师教我们学习古文,他说:“熟读深思子自明;厚积方能薄发。”金老师鼓励我们对每篇课文做到熟读成诵,印象最深的就是金老师亲自检查我们对所有古文的背诵情景。至于课文的学习,他让我们对照文后的注释自己先试着理解,将不懂的字词划出来。那个年代语文就是语文,老师给我们教字,教词,教句,教篇章,教我们在读中去感悟。至今犹记金老师诵读古文时陶醉的神情,“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读到动情处神色飞扬,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也许是受到他的感染,我们喜欢上了晦涩难懂的古文,一篇篇背得滚瓜烂熟。那一年我的语文学得很轻松,尤其是学完《出师表》后我开始喜欢用文言文写作。记得初三毕业应同学们的要求,我写在毕业留言册上的竟是长篇的文言文,那时由衷的感谢金老师教我学会了融会贯通。
初三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枯燥,但金老师总是抽空给我们拉琴教歌,伴着琴声初中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毕业前夕金老师教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琴声里寄托着老师对我们殷切的期望,歌声里有我们对老师深深的不舍。
二十年,转瞬即逝。步老师的后尘我也当了22年的语文老师,曾非常努力的像我的语文老师一样,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教语文。教学生阅读、积累、写富有真情实感的作文。如今,当我捧回一个又一个荣誉证书,成为甘肃省特级教师的时候,常常想起我的语文老师们,怀念小学操场上那个闹了又静了的篮球场;怀念初中黑板上老师留下的清新跳跃的文字;怀念回荡在山村校园里悠扬的琴声。从心底里感念我的语文老师,是他们那种简单、朴实、甚至原始的教学方法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感谢他们教我懂得: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颗热爱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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