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庄子的门,他不在。
本想与他交谈,可惜,他不在。我漫步于草庐旁,落叶已积了八层。他真的在这里住过吗?还是让他的智慧随着自己的身影飘走了?
“不,我可以证明他在这儿住过。”循声望去,原来是池中探出头的鱼。“我是他笔下快乐的鱼,他从未想过自己是怎么知道惠施是快乐的,但他却知道我是快乐的。他现在的确不在这儿,但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他可能在清风中与你交谈;也可能在这碧波里映出你的真实,你的心灵;他多半融入了你的心中。”鱼摇动着尾巴,游远了。我站起身来,这可以照透人之心灵的碧波,不就是庄子的智慧吗?
不知何时,肩上停了一只蝴蝶。“他带走的是我,留下的却是他。我们在梦中飞舞,在花间大笑,我们让后人疑惑已久,可我们却感知着对方。他对这俗世累了、倦了,所以他为他妻子的解脱而开心。他无时无刻不在微笑,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他让生命的每一刻都如我翅膀上的花纹一样美艳。他选择了我,让自身也升华得如此美丽。”蝴蝶扑闪着翅膀,飞入花间。我闭上眼,这直透心房的花香不也是庄子的智慧吗?
“你是官吏?”脚边爬来了一只老龟。“不,不是,和你一样不是。”我俯下身子。“好得很,清爽得很,庄子曾以我为喻,拒绝相位。其实,这泥土并不脏,曳尾于其中真的是世间最快活的事儿。有人曾问我带着这么重的壳行走累吗?殊不知,我早就把壳视为自己的与肉,又怎的会觉得累呢?就像有人问庄子读那么多书累吗?在自然中行走累吗?书与自然早已是他的与骨,何谈受累呢?”龟转过身,爬向淤泥深处。我直起腰来,原来这淤泥中也蕴藏着庄子的智慧呢……
庄子生于乱世,在世间唱着属于他自己的狂想曲。他赞叹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并不是我们离庄子的智慧太远,而是尘世的尘埃遮住了我们的心扉,困住了我们的脚步。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渺小的,但当二者合为一体时,人的渺小也就不可见了。这才是庄子智慧的根本吗?
我不禁嘲笑自己的浅陋,竟在这里等庄子回来。我应当去大自然,应当去世界上的每一角,去寻找,去拾起他遗留的智慧。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作者:张 锐(盐城
《庄子·齐物论》里风吹万窍,声音各异,有呜咽声,有的像鬼哭狼嚎,也有动听的沉吟,“吹万不同”,可风一停,就没了声音,气沉沉。这自由的风来得真好。一如自由的说话,别人无话可说处,你依然有话要说,也许是个性的彰显,也许是人来疯,也许是不相信皇帝真穿了新装的质疑,又或者,是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有多少张牙舞爪的另类,也就有多少“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意,断不可少了这份自由。
别人无话可说,或许后知后觉,不及你聪明。或许是大家畏惧权威,如童话故事里看皇帝的新装,心知肚明,不愿发声,装糊涂。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尤为喜欢沉默为金、韬光养晦。按阿城说法,大概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那么,若为真理而发问,乃至质疑,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不畏权威,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的执着。但是,若一味为问而问,为说而说,彰显个性,便成了张扬个性,是叛逆,是青春荷尔蒙的旺盛,是刷存在感,标新立异。这样的人,如今多了去,网络上随处可见暴跳如雷的键盘侠。许多讲座提问环节,多有怪异的问题,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却赚足了眼球。
可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依然宽以待之,由他们各抒己见,因为,不把渠道堵,才会有精彩之语,才有创新之见。
而创新之人,有时也是彰显个性之人。创新意识,有时也闪现在愣头青的张扬里。今日之彰显,是他日的独树一帜;今日之叛逆,是明日的不落窠臼。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
就像黄遵宪写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创新,难免遭人讥讽,可他不在乎。昔日义玄禅师,别人讲的他不这样讲,越发显得他是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凄惨。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后开临济一宗,法脉延续最久。当年马云四处游说,描绘网络购物的愿景,也四处碰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笑话。一以贯之不易,独辟蹊径真难。他们的个性、叛逆,是创新最初的倒影,可是,未能修成正果前,只是另类罢了。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尊重一个偏见开始。钱钟书在《论偏见》里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罗素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中规中矩的标准,扼了个性,也扼了创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社会上之习惯,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许多之天才。多少有棱角的后生被磨得合乎所谓的规矩,少有创见,没有创新,察言观色,人云亦云。龚自珍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诗现在依旧不会过时。有人曾批评如今的年轻人暮气沉沉,没有朝气,批评得对,可是,什么环境促使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日渐稀薄,更值得商榷。否则,未来的年轻人依旧暮气沉沉。
《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我很喜欢。八卦掌掌门人年事已高,承诺退隐,说:“年轻人要出头,总要给他个机会不是?”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要出头,不妨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彰显个性,锐意创新,由他们造反为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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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读破万卷书,可以悠然吟出意韵深远的佳句时,我们便说他拥有了智慧;当一个人阅尽沧桑,可以淡泊而傲然地生活时,我们也说他拥有了智慧。智慧作为人内心的闪光,总是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缤纷光彩。
智慧可不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它是因洞察世事而具有的眼力。卞和透过粗糙的石坯见到和氏璧,这就是火眼金睛的智慧。在人世间的纷繁复杂间一把抓住事物的本质,认清事理的真相,条分缕析,抽丝剥茧,让快刀斩开虬结的乱麻,这便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智慧。
智慧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蛰居,而是艺高人胆大的能力。在一个从眼镜度数判断学历深浅的时代,智慧总被人误解为文凭的多寡,知识的乏与盈。智慧不是学校教育中书本的内容,它与知识或有关系,却并不等同。王熙凤身为刚出阁的少女,论学识必不如林黛玉渊博,却协理宁国府将事务治理得有条不紊。反观如今层出不穷的“专家”,知识有余,常识不足,实践能力低下。智慧的能力往往存在于社会交往与自我生活中,那些在生活中游刃有余、井井有条的人,想必都是些身怀智慧的人。
最高明的智慧,并不存在于史书中跌宕起伏的英雄人生,反而存在于藉藉无名的布衣百姓身上。智慧到了这种地步,已然接近自然和哲学。青山绿水中的简陋居室,渔樵江渚的朴实生活,摒除了逐鹿中原的刀光剑影,余下了清贫安逸的闲云野鹤。古代德士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超凡脱俗、超然物外的智慧。如庄子所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当一个人的心灵可以遁于世俗、融入宇宙时,这种糅合了静与慢的心态与生活,就是智慧。智慧至此脱掉了华贵的外衣,露出了亲和质朴自然的真实面貌。人人都向往这种境界,但大多数人都还未来得及拨开心头的迷雾。
“什么是智慧”的争辩绵延千年,智慧的内涵无限地拓宽。今人窥古人的书卷以收获智慧,成了一种时尚捷径。殊不知这样的体悟或许只是入门。智慧早已超越了文字,它事关心灵,事关生命,它瞄准的是一个圆足的灵魂。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很令人回味。“不要在喧嚣处歌吟,否则,你的歌声也将成为那喧嚣的一部分。”细细思索,此言余谓为信然。也许,在众人经过的大道上我们的声音纵使再高亢也无人知晓。
我们惟有亮剑无声处,才能不合大流,唱出自己的旋律。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历来为文人墨客推崇赞赏。然而细想,倘若没有那“前人之述备矣”的走出大流,而仅仅徘徊于“春和景明”“一碧万顷”之泛泛言谈,又怎会有《岳阳楼记》的成功。惟有在众人无声处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真心慨叹,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方有千年不衰的魅力。且看鲁迅先生那激昂的文字,听听那不朽的声音。
在万众沉默的恐怖气氛中,鲁迅先生第一个喊出了他的心声,亮出了他的思想之剑。“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他在民族的沉寂中亮出的声音,宛如警钟般唤醒了麻木不仁的世界。亮剑的背后,往往是一颗不拘于时、独立于世的心。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在今人的耳畔回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声音未曾消逝。别人已说处,自然不必再附和;别人无声处,需要的是我们的亮剑精神!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真的做到亮剑无声处的又有几人?
王开岭先生在《古典之殇》中曾无奈地感慨:“我们唱了一路,却发现无词无句。”喧嚣匆忙的社会中,我们歌咏的究竟是什么?能唱出自己的歌词与心声的,究竟能有几人?社会在发展,但我们不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何不在众人袖手旁观之际打破冷漠的沉寂,用行动诠释自己内心的声音?何不在众人口口声声、模仿作秀的网络世界,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新时代中,亮剑无声处需要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海子那份“众人都要将火熄灭,而我独将此火高高举起”的坚持,抑或是斯巴达克斯为心中的太阳城而挣断绳索的激情。惟有亮剑无声处,方能无愧于己,无愧于心。人生易逝。惟有于众人无声处亮出自己的声音,方能不枉此生。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着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着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从前啊,女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聚拢起花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其磨成细腻香甜的胭脂;母亲手中的青红翠绿金丝黑线细细缠绕,打出梅花结或是菱形络子;工匠们会为桃木的窗户、衣边的滚子设计上百种图案,只为保证一宅人、物的美。
对美的执着乃至苛刻的追求,使以往的中国人从不缺乏耐心的智慧。中华的文化亦是一脉相承,不似意大利,他们从罗马的废墟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而语言文化却与罗马毫无关联,所以当他们自称为“罗马人”时,拉封丹的驴子笑了。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那些细致且耐心的景象视而不见。木心先生在酒馆看见伙计往黄酒中加糖,便感叹江南不在。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如今的人们已无耐心去细细品味酒中的苦涩和香甜了。若是有一天,我们只得称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百子图和年画的人为“他们”时,又有何证据来告诉世人我们是华夏子孙?
西塞罗说:“我喜欢青年人有老人的智慧,正如老人有青年人的智慧。”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的大地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而值此发展腾飞之际,我不禁要善意地提醒:中国,咱们慢慢来。
时下中国,百年来的自卑、自尊、憧憬与焦灼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那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我们似乎渐渐失去耐心,失去沉稳,只因一些同胞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轮船、高铁、飞机,科技的进步使天涯比邻,经济的签约日益频繁,而谁又能保证,那些“合同”比孔子木车上的典籍更使人信赖?
我们是否还有耐心,冷静地对待发展,放缓“席不暇暖”的脚步,盘点古典文化,重拾耐心的智慧?如果不能,来年祭扫时,牌位上就会出现一个和蔼的老人,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中国,咱们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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