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松江区语文二模作文【一】
滨江建区于1997年，是一个新兴的城区。通过全区人民的努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滨江区已经从偌大的江南大道车流量极少的“人迹罕至”之地，跨越为现在放眼望去，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我自小成长于斯，深深地为之自豪不已。然而，随着车流人流的骤增，我也见证了滨江的交通秩序每况愈下，“中国式过马路”更是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不论是远道而来的外地“蓝领”民工，还是在各类公司上班的IT“白领”。
即使在路遇红灯的时候，一部分人也仍敢“旁若无车”，昂首阔步，乱穿马路，视安全为无物！路边的红绿灯不能阻止行人的.脚步，悲凉地成为霓虹灯一般的装饰，“红绿”交替，无力地闪烁。
生命高于一切，安全重于泰山。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真有那么难吗？我们难道不可以在劝阻人们文明出行方面有所作为吗？是的，如果我们行动且努力，仍不一定能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不行动，则一定不会成功！
作为一名高中生，经过多次在路口做交通劝导员、劝阻行人别乱闯红灯之后，我惊喜地发现，大多数行人仍然愿意合作，遵守交通规则。原来改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因此，我希望滨江区政府、文明办能够号召人民实施“文明出行”行动，并组织马路劝导员志愿者队伍，教育、帮助路人在行色匆匆中树立良好的交规意识。
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吧！
致
礼！
2020松江区语文二模作文【二】
我也知道，养成这样的习惯很好，可是我不是一直很调皮嘛，就偏要逗逗妈妈，隔一会儿告诉妈妈一点，隔两天又告诉妈妈一点，可把她急坏了，哈哈！
秋游那天一直下雨，路上很不好走，大巴一会儿走，一会儿停，害得我晕车吐了一身！青青旅游世界景色很美，可以玩的设施有海盗船，还有豪华波浪。我没敢玩海盗船，以前玩过，晕得要命。
但是我玩了豪华波浪，其实也晕，但是徐子轶告诉我一个可以让我不太晕的窍门，那就是不停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敢这样我不敢，我不敢这样我敢。”（讲到这里，妈妈问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是我不敢这样，我也不敢那样？我不敢这样，我敢那样？”哈哈，其实意思是这样的：我不敢这样，这样我不敢；我不敢这样，这样我敢。你看，我不解释一下，确实是很难理解，是吧？）
果然很有效果哦！就是豪华波浪被甩到最高点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真得好好谢谢好朋友徐子轶呢！这次秋游很开心！
2020松江区语文二模作文【三】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2020松江区语文二模作文【四】
走进公园，摆在我眼前的是摄影作品和美丽的菊花。通过一条小巷，我们来到天妃宫，里面有个天妃娘娘的塑像，很多人都去拜她，以保平安，有人把心愿写在红色飘带上，挂在宫外的松树上，一阵风吹来，飘带随风而起，好一片美丽的景象。天妃宫正前方是方塔，爸爸带我去登方塔，塔高9层，看上去方方正正，大概这就是人们叫它塔的缘故吧，走进塔内一看，塔内居然也是方的.，塔里的楼梯非常狭窄，只有我一人宽，为了以保安全，上去是爸爸在我后面，下来是爸爸在我前面，每走一层我都往窗外探望，随着越来越高，看的景物也越来越远，越来越多，越来越小，当我看见水陆池，里面还有人划船，我拉着爸爸赶忙下去，我们走过仿古的长廊，弯弯曲曲的隐蔽在竹林中，经过这条长廊我们到达了水陆池，我们开着电瓶船，还拿出鱼食去喂鱼，逗得鱼儿活蹦乱跳，我们看着两岸迷人的美景，时间慢慢的过去了我们开回岸了，到草地去玩，拍照……
方塔公园太大了，我不能一一游览了，不知什么时候再来欣赏这里的美景了。
2020松江区语文二模作文【五】
大年初三的一大早，爸爸开车带爷爷奶奶、3岁的弟弟安安和我一起去了拥有“上海之根”称号的松江。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位于松江区梅家浜路1501号的新沙龙国际宾馆。
宾馆周围是马路，平整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人们。虽说是春节，但是人们还是忙来忙去跟平常一个样。
整座宾馆呈土黄色，一摸墙面，宾馆是由一块块大理石搭建而成的。大理石摸上去很光滑，但却是凉冰冰的。
抬头望去，这座宾馆的上方插着三面旗帜，一面是中国的，还有一面是日本的，最后一面旗子是哪个国家的？我不认得。
在客房里小歇一会儿后，我们就出发前往泰晤士小镇。
泰晤士小镇上房子都是英国式的，有一大半都是别墅：深黄色的墙壁、明亮的窗户、弯弯曲曲的青色的栏杆。到处都有着英伦的气息，简直是身临其境。
正值冬天，路上除了保安和一小部分行人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人。爸爸说：“这么冷的天，人们可能都躲在家里不肯出来吧。”
我们来到了松江美术馆，一进去就感到很清静。宽敞的展览室的墙壁上每隔半米就放了一幅美丽的油画。有的油画大，有的`油画小；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是描写人的，有的是描写景的。
但全部的特点就是必须要远看，保持一段距离再看，就跟近地看区别很大了。
每一幅画都像照片一样，画面更多的是描绘了乡间的景色，田野的风光，多么出神入化，多么栩栩如生啊！
来到楼上，整整齐齐挂着的是从古至今书法家们刚劲有力的字。有的是小篆，显得很古老；有的是正楷，显得很有力；有的是诗文，有的是描写建筑物的散文。
听爸爸说，看这些字必须从上往下看，这才能看得懂。而有些字是繁体的，必须仔细辨认才能明白。
逛完美术馆，我们又在周围看到了“哈利波特——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雕像、波光粼粼的湖面等有趣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在松江的一天，这一天过得充实、有趣又快乐！
第二天，我们在新闻中了解到了辰山植物园里正展览各种热带兰花，而且离宾馆不远，于是，我们准备去那里。
到植物园跟前时，我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哪是植物园啊？只是也大片山原，虽然不算很高，但至少夸张地说，也离天只有三尺三。
走进植物园，放眼望去，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通向前方，路边种着高大的树木，如果不是冬天的缘故，它们必定郁郁葱葱。
植物园真大，里面植物的品种也很多，一会儿是水生植物，一会儿是温室植物。
在不远处，有两个凸起来的玻璃大棚，里面都是热带的，不常见的植物，大部分都是兰类的。有用蝴蝶花搭起来的白色孔雀，栩栩如生；有高大耸立，但剧毒无比的见封喉（箭毒木）；有长着许多锋利尖刺的金琥仙人球；有粉红色，奇香无比，荷兰的国花——郁金香。
因为离虹桥机场比较近，所以我一天发现有16架次飞机连续飞过植物园的上空。
反正，在植物园的一天让我流连忘返！
晚上，我们在大街上找到了一家名为“山沟沟土菜馆”的饭店，我们在那里吃饭。奶奶为了省钱，叫爸爸少点荤菜。爸爸应了，于是便点了豆角茄子、清水炖蛋、马桥香干、清水南瓜、皮蛋、三两小虾、蛋炒饭。
我最喜欢吃红烧的豆角茄子，因为它色、香、味都俱全，吃进嘴里滑溜溜的，还有一丝甜味。跟蛋炒饭拌在一起最好吃啦！
因为明天要到方塔（squaretower）那儿去，所以我们换了一家离方塔很近（5分钟就能到），在松江老城区的宾馆——松江红楼戴斯宾馆。我有一点很奇怪，在路边宾馆牌子上，戴斯翻译成英文是“days”！这是怎么回事？
这宾馆的床可大了，房间也很大，既宽敞又视野好，因为今年龙年是我的本命年，所以，爸爸为我挑了个高的楼层——13楼。听说属龙的应住得高一些。
在此，我又想起了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那是26号晚上的事了——
那天晚上，我们从山沟沟土菜馆里出来。爸爸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宾馆北边，也就是边门的地方。
“你们自己回去吧，我先带着安安走了。”爸爸对我和爷爷奶奶说。
我们伴随着月光灯，径直往前走。
但前方黑黝黝的，我们觉得不对，于是找到最近地方里的一位保安，就问他13楼能从哪儿上去。
保安。我想得没错，他很热心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指了指边上一个安全出口，意思是说：从这儿上电梯就可以了。
我们小心翼翼走进去，发现头顶有一个小灯，四周零碎地堆放着一块块木板。前方两三米处是个刻着“firehydrant”的红色消防器。往左拐，是一把扫帚，前方是个破旧的电梯。
我和奶奶先走进电梯，发现地上的油漆破损了一大块，成了一个河马的形状。而爷爷进去后，电梯门又关不上了，这着实让我们活活吓了一大跳。
出了电梯，我们来到了宾馆里熟悉的铺着地毯的走廊。但怎么也发现不对劲，因为原来这儿有电梯，但现在电梯好像没有了。我想：不会又“撞鬼”了吧？
但奶奶偏不信：“这儿就是我们的房间啊，没错！”见奶奶这么肯定，爷爷说：“不对啊，我们房间门口好像没有一盆花，好像没有一堵墙竖在哪儿的吧？”
大家都争执了好久，最后才同意再下楼去。
我说一句：打我也不敢再乘坐那部“老掉牙”的电梯了！
紧接着，那个保安又告诉我们，刚才他看见一个大个子（是我爸）抱着孩子从那边走了。
于是，我们找到爸爸，才知道奶奶说得没错。唔，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就连一向有“懒虫”称号的安安弟弟也破例在我们之前就醒了。
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到大堂里去吃早饭。
穿过一条铺满地毯的走廊，我们来到了挺清静的吃早晚的地方。在靠经吃自助餐的地方的最里侧的墙上，是用彩纸剪成的“新年快乐”的几个大字高高悬在那儿，装饰得恰到好处，非常漂亮。
我暗地里想：要是“快”这个字，能往下斜一些就更好看啦！
也是“天算不如人算”，在用餐养到一半时，那个贴“快”字的透明胶突然松掉了，“快”字刚好到了我想到的那个理想方位。怎么这么巧啊！
吃晚饭，我们来到了刻有“方塔公园”几个金色大字的景点区。
远远地，就能看见方塔耸立在公园里，虽然没有深入云霄，但它的确可以说很雄伟。远看就是如此。
穿过崎岖的小道，我们首先来到了刻有“人民英雄陈化成史料馆”的陈化成祠。
陈化成祠是从中山路迁到这儿来的，是明代时期所建成的。虽然我并不了解陈化成这个人但看见“人民英雄”这几个字，就让我对他有了几分敬佩，油然而生。
不久后，参观完路上的几个景点，我们这才来到了位居公园中央的方塔。
方塔一共有九层，每一层的顶端都由红木而制成，最顶端的塔尖像一顶帽子一样，也像一把宝剑。
在方塔的后面，有一堵墙，这墙上已经长出来青苔，看来年代已久了。墙的后方是一个小水池，水池较深，里面有几个用瓷器做成的盆栽。
爸爸沿途都为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以留作纪念。
来到了天妃宫，我们买了几柱香，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烧香，以求平安。
听说，从前有一个姑娘，失去了双亲，于是她每天都烧香拜佛。天上的神仙很感动，于是就封她为天妃娘娘。从这以后，人们每年都来天妃宫来烧香，以求新一年中平平安安的。
我愿全家幸福平安，外婆的病快点好，20xx地球能变得更美丽环境会更好，永不毁灭。
三天的旅途很快就结束了，过去了，但是，永远过不去的是松江给我留下来的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