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人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无话的时候也要说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代,是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以此为题材,写800字作文。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从前啊,女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聚拢起花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其磨成细腻香甜的胭脂;母亲手中的青红翠绿金丝黑线细细缠绕,打出梅花结或是菱形络子;工匠们会为桃木的窗户、衣边的滚子设计上百种图案,只为保证一宅人、物的美。
对美的执着乃至苛刻的追求,使以往的中国人从不缺乏耐心的智慧。中华的文化亦是一脉相承,不似意大利,他们从罗马的废墟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而语言文化却与罗马毫无关联,所以当他们自称为“罗马人”时,拉封丹的驴子笑了。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那些细致且耐心的景象视而不见。木心先生在酒馆看见伙计往黄酒中加糖,便感叹江南不在。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如今的人们已无耐心去细细品味酒中的苦涩和香甜了。若是有一天,我们只得称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百子图和年画的人为“他们”时,又有何证据来告诉世人我们是华夏子孙?
西塞罗说:“我喜欢青年人有老人的智慧,正如老人有青年人的智慧。”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的大地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而值此发展腾飞之际,我不禁要善意地提醒:中国,咱们慢慢来。
时下中国,百年来的自卑、自尊、憧憬与焦灼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那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我们似乎渐渐失去耐心,失去沉稳,只因一些同胞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轮船、高铁、飞机,科技的进步使天涯比邻,经济的签约日益频繁,而谁又能保证,那些“合同”比孔子木车上的典籍更使人信赖?
我们是否还有耐心,冷静地对待发展,放缓“席不暇暖”的脚步,盘点古典文化,重拾耐心的智慧?如果不能,来年祭扫时,牌位上就会出现一个和蔼的老人,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中国,咱们慢慢来。
智慧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系苍生,积极入世;另一种则是超然物外,高蹈世界,潇洒出世。
但此两种,都要有“愚”。这里的“愚”,并非愚钝,而是老子所言的“大智”,乃是要求人们忘记一些东西,让智慧成其为智慧。
这几年来,网上涌现许多“大V”,粉丝也是动辄上百万。其中有如孔庆东,时常与人掀起骂战,粉丝皆叫好,称其为“犀利”、“智慧”。要我说,这并非智慧,充其量不过是“小聪明”罢了。
智慧者,首先着眼于大事,从不拘泥小事;其次,心中须无杂念。像那些左顾右盼者,心中其实充满了“欲”,实在难以称之为智慧。
不免有人要说,要人心中无“欲”,岂不是个个都去当和尚吗?非也!我所谓的“无欲”,乃是专注心中所思,摒除杂念,笃定地行己,抑或是坚持人生的某种信念。
我们中国人历来是讲究中庸的,而当下却戾气不少。于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争吵乃至网络骂战时,若能平和以待,坚守“中庸”,这便是智慧。这种智慧,本于我们对传统道德的坚守。
智慧也是一种“”,是一种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中的。这便是入世的智慧。孔子一生风餐露宿,周游列国,只为传播“仁”,恢复礼制,乃至被农夫嘲笑“其愚不可及也”。孔子愚吗?他确实有点愚,愚就愚在“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像箭一样,一往无前;愚就愚在明知会失败,却尽力一搏。“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孔子以他的失败,以他的智慧,丰富了人类精神,启示着我们民族的心灵远游。
智慧又是人生境界。佛家有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智慧,是看破了俗世纠葛的一种超脱。王维正是有了这种智慧,才会在官至右丞后突然隐去,才有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旷达;才有了“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的澄澈。清人张潮也是在看破物质喧嚣后才写出《幽梦录》,才有了“人生三境界”。这时,智慧之愚便是对于人间烦恼的忘却,对生命大自由的执着追求。
智慧的景象,其实是我们对于人生和生命的感悟。能“愚”者,善“和”善“舍”,无“欲”有“愿”,故能渐臻“三境”,智慧地生活。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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