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语文初三【一】
“哇——哇——”又是那每晚熟悉的哭啼声。老板走进房间：“凡卡！你怎么回事！不睡在过道里，哭了没听见？”老板打着哈欠离开了。
凡卡走进卧室，摇起了摇篮。从美梦中惊醒，他很不情愿，他想“爷爷有可能已经读完信，准备来接我了。”
凡卡被闹钟惊醒，穿上他单薄的小衬衣——他一年四季都穿它。走到院子里，洗那些必须用凉水手洗的衣服。凡卡的手冻得红一块紫一块，还起了冻疮，张开了大大小小的口子。
洗完了衣服，凡卡去超市买菜。超市老板十分“喜欢”凡卡来。老板经常遇到难讲话的顾客，正好拿凡卡出气。
凡卡买完菜回来后，已是浑身伤，伙计们却还嘲弄他：“又被打了，要不要我们帮你报仇呀！哈哈……”凡卡不理会他们，把菜放进了厨房。
午饭时，凡卡得到了一小块面包和一碗水。凡卡根本没心思吃，用脏手揉揉眼想：“我的信还没到吗？爷爷为什么还不来？”
两天后的下午，一群伙计围在一起，好像在商量些什么。
一会儿，听见老板娘厉声喊道：“是谁！把我的围巾弄成这样！”她的手里拿着满是墨水的一块布。伙计们指着凡卡，凡卡辩解道：“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干。”老板娘不听辩解，又给了凡卡一顿毒打、毒骂。
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晚上，凡卡的乡下好友送给他一封信。信中写道：“凡卡，你爷爷去世了，好像是冻在日发略维夫老爷家门前，你赶快回来吧！”
凡卡趁老板一家熟睡后，偷走了一双鞋向乡下奔去。凡卡一路流着泪想：怎么会？！我走之前爷爷好好的呀！
走了大半夜，凡卡到了日发略维夫老爷家。老爷让他进去了，毕竟他爷爷也在这儿工作了那么久。凡卡看着爷爷一脸慈祥的面容，是不是爷爷临走前也在想着凡卡呢？
爷爷写了一封信，还未寄出。“凡卡，爷爷可能快不行了。你在老板家要好好学艺，长大后开家店，维持生计。不要像爷爷啦，爷爷过得很好，一定要好好生活。
纸上落下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映照出以前凡卡和爷爷幸福的生活。凡卡不再回想，一步步走向回莫斯科的路。再多再大的苦难，他也不怕了。夕阳拉长他的`影子，他好像一下子长高了许多。
作文语文初三【二】
西蒙了，留下了两条可怜的生命。善良的桑娜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抱回了家。决定替西蒙抚养两个小孩。原本家里经济条件就不好，大家只能勉强填报肚子。如今，又多了两个，现在他们简直是几个亲兄弟，他们的负担重了。
日子虽然艰苦，但桑娜一家却常常传出阵阵欢笑声。俗话说：海边的孩子不吹风不长大，可西蒙的孩子还小。风一吹，脸都吹得生疼，再加上没有鞋穿。两个小家伙好几次出去都被扎破了脚，上药时疼得“哇哇”大哭。难过的桑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家里穷，买不起鞋。桑娜的五个孩子倒是习惯了，可小家伙脚烂，怎么办呢？桑娜只好拼命干活，攒钱买了一捆布，裁好式样后便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外面海风呼啸，寒风从门缝与屋檐的裂缝中吹了进来，冻得桑娜不禁打了个寒颤，手也变得僵硬起来。一不小心，针一下子斜斜地扎入了手指。为了两个孩子，她顾不得疼痛，吮了吮手指便继续缝了起来。十指连心啊！都要忍受着钻心般的疼痛，从早到晚，每天就在微弱的马灯下缝鞋。过了几天，桑娜将两个孩子的鞋缝好了，可自己却过劳累生病了。
两个小家伙见了，便偷偷商量给桑娜弄点吃得。这天，天气酷热，两个孩子偷偷跑了出家门，他们来到海边，自己做了根鱼竿，钓起了鱼，便兴冲冲地赶回家，煮了一碗鱼汤。小心翼翼地端到桑娜面前。桑娜见了，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您先吃，我们再吃。我们要给您补一补。这几天，您为了我们的脚保持温暖，而缝了两双鞋，却缝进了自己的手指里了。”兄弟俩异口同声说。渔夫在一旁看着，欣慰地笑了：两个小家伙真懂事。
虽然桑娜一家很穷，但他们勤劳、善良。桑娜用自己的心动与孩子们谱成了一首母子之歌。
作文语文初三【三】
我喜欢上语文课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师的讲解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二是语文课博大精深，魅力无穷。我并不擅长写人，如写语文老师，必定出不了彩，所以我想到写语文的魅力。我认为，上语文课，就是探寻语文魅力的奇妙旅行!
语文课上，我轻轻地翻开语文书，欣赏着那灵动的文字，听着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品味着书中的味道，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奇妙旅行。
语文课上，我漫步在诗歌的王国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漫步在杜甫的诗歌里，我读到的是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的豪壮，悟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的.胸怀，看到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和谐。
语文课上，我穿越历史的天空，走进文学的殿堂。陶公远离喧嚣的凡尘，避开烦扰的世事，隐居深山，精心耕种自己的一小块田地，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悠然地采菊东篱下，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了云雾缭绕的南山。那份闲适舒心，那份超凡脱俗，那份怡然自得，令我无限向往。
语文课上，老师带我品味书香。打开语文书，书的味道便如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顺着流动的液进入了心脏，充满了全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部《红楼梦》演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林黛玉，柔情中带有一丝倔强，智慧中不乏一丝高傲。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她的悲剧或许是上天注定了的，含泪葬花其实便预示着她凄婉的结局。
语文课上，我遇见了在小岛休养的高尔基，看见了他的儿子在岛上种植的五颜六色的鲜花，知道了给予比索取更愉快的道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神奇的花朵，也许是一句轻声的问候，也许是一次善良的帮助，也许是一个宽容的微笑采一朵鲜花送给你身边的人，帮助、给予、付出，也许你会收获整个春天!
铃声响起，将我从语文的殿堂中拉回了教室。但那美妙无穷的诗词、散文与小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语文课，使我明白道理、增长见识，更让我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与深情。
作文语文初三【四】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作文语文初三【五】
凡卡一直怀着美好的希望，等待着爷爷来接他，和爷爷一起去乡下过贫穷但幸福的日子。凡卡等啊等，期待着爷爷的到来，在悲惨的生活中顽强的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凡卡从寒冬等到了盛夏。
一天夜晚，凡卡被老板娘揪着头发拖到了他们孩子的摇篮旁，要他摇摇篮。凡卡没有办法，只好给那兔崽子摇摇篮。可那孩子一点儿都不领情，不睡不说，反而大哭大闹。惹得老板和老板娘不能睡觉，在那里骂骂咧咧。凡卡真受不了了，真想了算了。
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着的。每次凡卡想到的时候，只要想到爷爷有一天回来接他，他便又咬牙挺了过来。
又是一个昏暗的阴天，老板却心情特别好，因为他为自己新做了一个漂亮皮鞋，小凡卡站在一旁，眼馋的看着老板小心翼翼的把皮鞋装进柜子里。老板每年都给自己一双新皮鞋，但可怜的小凡卡却光着脚丫，真不公平啊。看着这双铮亮的新皮鞋，一个胆大的计划涌入凡卡心头······
第二天，老板老板娘一起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店里的伙计去下馆子了，又把凡卡一个人丢在了店里。凡卡瞅瞅窗外，嗯，老板走远了。他战战兢兢地走到老板放鞋子的柜子前，哆哆嗦嗦地打开柜子，取出老板新打的皮鞋，皮鞋闪着亮亮的银光。凡卡爱不释手地把老板的亮皮鞋看了又看，才决定穿在自己脏兮兮的脚上。嘿！虽说有点儿大，不过也挺合脚，穿上挺舒服的。
凡卡拎着皮鞋，来到了一个伙计的屋子里，把皮鞋放在了伙计柜子的下面。嗯，正好，老板肯定不知道在这里！凡卡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人会发现，便乖乖的躺到自己的茅草床上，装出睡熟了的样子。他以为老板今天高兴，会给他带好东西吃，可是失望总是大于希望。
门开了，老板回来了，醉醺醺的，什么也没有带。他推开门，走到凡卡的小床旁，“凡卡，凡卡，我们就要变成大富翁了！”凡卡一听，腾地从床上跳起来，因为他以为老板会给他带些残汤剩羹。
“饿了？”老板仍一脸兴奋。凡卡使劲点点头。
可老板却指着蜡烛说：“吃吧吃吧！多吃点儿！别客气！哈哈哈哈！”说完，老板大笑着走了。
凡卡又一次被戏弄了。他摸摸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眼泪含着泪水，抽噎着睡着了。凡卡又梦到爷爷了，梦到自己跑回村子去了。凡卡抽出他藏在柜子下的皮鞋，穿在脚上，冲出了门。“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见爷爷！”凡卡高兴的只会说这两句话。
凡卡走了，远离了那个痛苦得要的地方，他跑啊跑，穿过小树林，淌过小水洼，他似乎看到了村子里飘出的袅袅白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