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是家庭妇女,我和我妹妹,我哥哥姐姐们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都是我妈带大的,大多数人喜欢“好带”的孩子,但是我妈认为那些“不好带”的孩子反而聪明。推荐《西尔斯橙色亲子课》《西尔斯健康育儿百科》这两本书。这两本书的作者是西尔斯家庭,不是一个人是西尔斯这家的家庭成员,西尔斯夫妇养育了大大小小,连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十多个孩子,而且他们本身也都是儿科医生,儿科心理医生。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给“不好带”的孩子定义的书,他们把这种孩子定义为“高需求”宝宝。从怀孕到青春期,从生理到心理,从父母到家庭成员,这两本书都涉及到了。
《西尔斯健康育儿百科》从普通感冒、耳朵痛、长牙到学习障碍、接种疫苗,从新生儿到青春期的所有发育过程,你都能从中找到对应的处理方案,包括什么时候你该担心、什么时候该去看医生、什么时候只需在家治疗。
跟很多单纯关注孩子辅食,洗澡的书不同,这本书关注了对孩子心理安慰,还有引导。这个特别重要,但是大多数父母却对这个不重视,这种原生家庭的伤害会对孩子有终生的影响。
带宝宝去拍照,在摄影工作室,有个孩子不愿意拍,大哭起来,他的妈妈抱他出去,可是到了门口又把正在哭泣的他交给爸爸,转身跟工作人员交涉。爸爸在电梯间大声的训斥孩子,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可是爸爸没有停止反而跟孩子说“因为你哭,你妈不要你了。”结果孩子哭的都岔气了。还有一次,带孩子去游泳,碰上一个妈妈,孩子不想游,那个妈妈以钱都交了必须游为理由,不停的叨叨,非把孩子扔水里,结果孩子哭的奶都吐出来了。我和我妈讨论的时候都觉得这些行为对孩子都不好,都会让孩子不舒服。
我不否认一个新生命得到来,会给家庭带来快乐,夫妻感情会更亲密。但是这个孩子在是个“玩具”之前,首先是个人,一切都要以照顾好他,让他快乐为前提。跟我女儿一起游泳的一个男孩,孩子游泳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拿着手机拍照,孩子腿抽筋淹水,把孩子捞上来的竟然是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扯远了,反正我推荐《西尔斯橙色亲子课》《西尔斯健康育儿百科》这两本书,哄孩子真的不是说你让他吃饱穿暖就行了的。
当今世界,众多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就如古老的中华文化,庄重的欧洲文化,浪漫的希腊文化,神秘的非洲文化……它们或许不尽相同,但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因此,我们要尊重文化差异。
历史上,因为尊重彼此文化差异而留下千古佳话的例子并不鲜见。忘不了汉代的张骞通西域,一路上与多少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真是强我大汉。忘不了大唐时期,唐太宗威仪满天下,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唐朝文化开放而包容,真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唐朝人懂得尊重文化差异,才造出一个盛世。忘不了鉴真东渡,玄奘西行,忘不了三教共栖……正是因为懂得尊重文化差异,才使中华文化保持勃勃生机,才在开放和包容中广纳文化精华,丰富中华文化,强我华夏。
由此看来,尊重文化差异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能展现一个国家的风度。但当一个国家妄自尊大,不懂得尊重文化差异时,往往会有不好的后果。正如清朝时,皇帝偏要让英国来访的使臣跪下,为了展示自己是“天朝上国”,竟全然不顾英国的礼仪文化是单膝跪地以表尊重。就这样,中英友好交往之路被生生切断,中国也切断了追赶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机会。一百年后,英国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可笑,可悲!可见不懂得尊重文化差异的国家就会落后于世界潮流。如果国家之间相互不懂得尊重,不仅对国家有害,对世界也是悲剧。就如冷战时期的美苏有过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双方都想把自己的价值观普及全世界,因此冲突不断。诸多小国纷纷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遭殃,经济全球化也只能是“半球化”……不懂得尊重文化差异,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大家知道,新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外交成就,是因为我们懂得尊重文化差异。周恩来曾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七十年过去了,中国始终践行着这条道路。在出席国际会议时,经常穿着主办国的传统服饰,当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时,我们也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中国对世界的尊重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社会主义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接受。当然,尊重文化差异不等于抛弃自己的文化,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尊重文化差异,展现大国风范,尊重文化差异,共筑友好桥梁,尊重文化差异,谋求世界和平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各国能走得更远,世界文化也能绽放出光辉!
世界因差异而美丽,世界因差异而充实,世界因差异而充满生机与活力。世界有差异,我们的未来才会充满魅力。
如果没有差异,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会过得平淡无味;如果没有差异,我们的内心世界将会感到孤寂,如果没有差异,世界将停在原地,不会向前发展。
花儿并不是只有一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才显得缤纷,动物并不是只有一种,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才显得欢腾;我们的衣服并不是只有一种样式,人类也并不是只有黄种人。
在这个世界中不会存在相同的人,相同的事,相同的物,相同的景象。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为手机的强大功能而欣喜;对于天文学家来说,他更关注手机对人文情怀的改变。他们没有是与非,只有视角的不同。
这世界,万物相同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
我们每天所看到的太阳也并非是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一轮,它总会有变化,它总会存在着差异。今天跟昨天相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发生着改变,今天与昨天的自己存在着差异。差异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一种存在,如果没有差异,世间将会是一片寂,如果没有差异,我们的生活将枯燥无味;如果没有差异,我们将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唯有存在差异,我们的生活才显得丰富多彩。
每个人的思维、想法、态度、做法都有差异,就因为这些差异,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才会不断前进发展,才能导致新事物、新科技的产生,才能让社会越来越完美。世界越来越完美,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前不久,网上传转着这样一句话:“元芳,你怎么看?”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做法,有这样一句人人皆知的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就好像南方人非常期待下雪,因为南方很少下雪,而北方人却不想下雪,因为下雪会对农作物造成灭顶之灾。在春旱的时候,农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老天下一点雨,因为农作物需要雨露滋润;而对于春游的人们来说,却希望天天春风和煦,阳光灿烂,因为这样的天气更是游玩的好时机。
不难想象,如果千人一面,人类生活将是多么没有意思,如果万物同形,网大千世界将是多么黯淡无色。我们认识并理解差异,我们更要尊重差异。尊重差异就是尊重个性。尊重个性,就是热爱社会,就是热爱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大千世界,事物间的差距总是有的,所以每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万物之间具有差异,这世界才显得多姿多彩。
差异,可以绽放异彩,共享和谐之美。春秋战国可谓中国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和,孕育了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深远。诸子百家相继推出自家的学说,丰富的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学说的“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强调了爱惜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尚贤”、“节葬”等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力图建立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使老有所终、病有所医。而道家老子的反辩法更是显示了其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老子给人的感觉是一位低头沉思的哲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等富有哲理的话开创了中国哲学先河。试想,战国时期若无诸子,若无百家,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单调乏味。少了百家思想的碰撞,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有何可道?
差异,可以展现个性,为成功打造平台。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不存在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著名艺术家达芬奇小时在课堂上画的鸡蛋,无论经他怎么样的修改,都不可能把两只鸡蛋画得一模一样。当时,他并不执著追求那个所谓的一致性,而是尊重自己的个性想法,尊重差异。试想,如果达芬奇当初执著于鸡蛋的画法的一致,不再追求差异,也许就不会有那享誉世界的《蒙娜丽莎》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所有的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有的需要作出改变。名震京华的梅兰芳出演的《霸王别姬》轰动京城,但是却有一位老人为之极度生怒。梅兰芳得知后并不生气而寻到老人家问其何因。老者告诉他,他舞的是男性的剑法,与_美人的身份不相称。梅兰芳立即拜老者为师,在老者的指导下他的剑法学得惟妙惟肖。他的表演更是锦上添花,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一个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我们尊重差异,理解个性,促进世界文化繁荣,辩证地看待差异,博采众长,方能共享谐。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生活中无处不存在差异,小到钟表与指南针的指针工作的不同,又如人与人之间特长的不同,大到不同地区文化上的隔阂,无一不是差异的体现。而人们往往会因这些不同产生争执,甚至爆发冲突,可此时,我们应该思考,差异应当被歧视吗?没有了一些差异,世界便能更好的运转吗?我想不然。
首先,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钟表与指南针,自诞生就是为不同的用途所设计;人与人有不同的天赋,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自然各有千秋;而文化间的差异,更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地域不同,条件不同,风俗也随之变化。这些差异都是自然产生。便也不分高下了。因此。差异理应被尊重。
然而,这些差异是否有益呢?
通常来讲,不同将发挥不同的作用。时钟与指南针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其中,时钟作为人类衡量时间的尺度,被沿用至今,而指南针为人指引方向,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作用。而他们的差异所在——指针的工作方式,却是它们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几百年前的英国,一群教徒被主流教派的人视作异端,不得以乘坐“五月花号”船逃至海上,来到美洲这个新大陆上居住,在此生活,便发展成最初的美国,此举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由此可见,差异的确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有时,差异甚至标志着进步。几个世纪前的欧洲宗教掌控着权利,人们坚信着君权神授。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涌现:人们不再专注于神,是关注人自身的自由。这虽与当时的观念相去甚远,但他促成了文艺复兴,推动了文明发展。
历史的长河总是伴随着前进的浪花,在此之中,差异的出现也不曾落幕。我们应当正视并尊重差异,考虑他曾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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